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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回顧

樂   觀

一、前　言

     今年，是民國五十五年，過去三十年，那是從民二十五年算起，恰好，那正是中國佛教從腐化、麻木、自私、墮落階段，脫胎換骨，走向新生、進步、合群、有為的時期，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佛教，我可以把它分作三個時期來談，其中所談的種種，全是根據史實資料，用純客觀的態度來敘述，不捏造，不作誑言，真者是真，假者是假，有好揚好，有壞說壞，蓋歷史貴在顯露出它的真相，是不容歪曲的，那才有價值。

二、黑暗時代的中國佛教

     民國以還，雖有我不世出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不斷倡導新佛化運動，創辦學校，推行新僧教

育，發行佛刊，努力社會宣傳，可是，直到民二十五年為止，並未收到若何實效，從一般情況上看，古老佛教風氣依然！而老一輩僧俗佛子們的思想言行，仍然是停留在消極的、腐化的、自私的黑暗階段裏，鬼影幢幢！暮氣沉沉！

     在民二十五年間，中國佛教會（以下簡稱中佛會）改組那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舊式佛教的氣燄與權勢是如何高大？那年五月，由於江蘇、湖南、安徽、雲南、四川等七省通電抨擊中佛會，該會當事人圓Ｘ與政客屈ＸＸ勾搭著，擬召開少數人大會，以為文飾，而太虛大師為止息紛爭，力主容納各方修改會章提議。

     時中央民眾訓練部鑒於全國各地攻擊中佛會，乃採納虛大師意見，發表「修訂中國佛教會草案」，責成中佛會作健全之改組，而圓Ｘ等不願，於是陽奉陰違，施展其不合法手段，暗中運動段祺瑞，由段致書在廣州之蔣委員長，並由段宏綱（段祺瑞之侄）與屈ＸＸ二人，持段函飛州謁蔣面遞，蔣乃電陳立夫著令緩辦。同時，又由上海名流屈ＸＸ，聞蘭亭致函在巴黎之戴季陶，由戴電中央黨部勿過問佛教，後來，圓ＸＸ、屈ＸＸ、黃健六等在上海中佛會辦事處集議，變更前講南京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決案，置民訓部過去指令於不問，這樣一來，中佛會改組運動，即如此而歸於烏有！

     適太虛大師在滬，得悉鬼蜮技倆，知中佛會改組無成功之望，乃於是年八月，發表「關於佛

教之談話」，其中有幾句傷感沉痛話語：「設因少數人任意推翻議案，中央黨部主管機關之出席指導監督者，亦不加追究，則於提案既無效力，余亦藉以可卸責任」，中佛會改組運動之橫遭挫折，亦足見當時政府之視法令為何事？同時，也可窺見佛教內部是如何的黑暗？

     另外還有一件事，同月間，虛大師作「論僧尼參國民大會選舉」文發表之後，南京歐陽竟無致書陳立夫，竭力反對，大發辟論，他以為「僧徒居必蘭若，行必頭陀」，「參預世事，違反佛制」，歐陽居士他偏專唯識宗學，其他卻欠通，他的主張，是要把出家僧徒逼往深山窮谷，與草木同朽，使之與國家社會人群脫節，試問，佛法離開了國家社會人群，從何處來轉法輪呢？可見其古董。

三、戰時期的中國佛教

     民國二十六年，這一年，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由舊趨新的一個轉捩點，這一年中，中國佛教風氣，開始轉變，步上新的機運，由於日本軍閥在我國蘆溝橋施放槍聲，發動侵略訊號，所謂「七七」事變之後，太虛大師概念國難教難面臨嚴重關頭，於廬山發出「銑」電，號召佛弟子群起救亡，共赴國難，電中有三個指示：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凶暴，克保人類和平。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準備奮勇護國。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　

灌輸民眾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

     接著，「八、一三」滬戰爆發，正式掀開戰爭序幕，中日兩國入於全面戰爭狀態，我駐軍發動英勇的抗戰，當戰爭烽火燃燒之時，全國各地佛教僧青年，受愛國熱情的驅使，響應虛大師的號召，齊集到上海，英勇地、果敢地把他們的身心性命奉獻給國家民族，為爭取自由而奮鬥，表現大乘佛教積極入世的精神。

     那時候，有一佰多個僧青年，成立一個「上海僧侶救護隊」，在宏明和尚領導之下，冒著敵人的炮火，不分晝夜，在槍林彈雨中，實施戰地救護傷員兵工作，在東戰上整整活躍了三個月之久，（作者正在那時候由印度趕回參加了救護行列）那一群菩薩僧，他們那種捨身救人的行為和精神，博得社會輿論中外人士的同聲讚美，根據「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總會」民國二十六年報告書，「上海僧侶救護隊」在戰場上救護的英雄健兒，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這種偉大的成績，全是他們的慈悲宏願所換來。在滬戰末期，僧救隊從楓林橋地方搶救出來的三百多位負傷將士，即時成立「佛教醫院」，把他們療治痊癒之後，又設法送其歸隊，使他們能夠繼續殺敵，然後，全體隊員化整為零，瞞過敵人視線，秘密隨軍轉進到漢口工作。

     滬戰爆發後，我佛教除了成立「上海僧侶救護隊」積極的表現之外，消極上的工作，尚有中佛會在赫德路覺園（簡照南花園）內成立一個「難民收容所」，收容三千多個難民，並供給全部難

民飯食及醫藥。（直到上海淪陷後才解散）此外，還有上海各尼庵女尼，她們自動發心為前線戰士縫製征衣，也還有充當醫院看護的，領袖說：「救國不分男女」，我們佛教也同樣做到。

     民二十七年四月，時政府頒佈「抗戰建國綱領」，虛大師作「日偽覺悟否」一文，發表報章，以示擁護。同月，虛大師在蓉晤見章嘉，適以克滬淪陷，中佛會負責人圓×，未能隨國府西移，乃與章嘉商決，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於重慶羅漢寺，並發出通電，告黨政機關及全國佛徒。七月，「上海僧侶救護隊」領導人宏明在武漢受人陷害，被當局逮補下獄，影響到隊部聲譽，因而解散，隊員中有的灰心捨戒返俗，有一部份在氣憤之下投入延安，走入魔道。十月，虛大師主辦的權威佛教雜誌──海潮音月刊由漢遷渝出版。同月三十日武漢棄守，從此淪陷區中的佛教受到日寇管制，不復再有何作為，此後，只見到大後方佛教徒的活躍，放出佛教萬道光芒。

     民二十八年一月，虛大師作「佛教的護國與護世」一文，發表報章，喚起全國佛弟子努力從事抗戰工作。三月，虛大師聞常惺法師在上海圓寂，在陪都舉行追悼會，常惺任中佛會秘書長，與圓瑛合作，而虛大師始終愛其才識，曾於年前六月致書常惺，促其到大後方共舉佛事，無奈缺少勇氣，以致鬱鬱而終，深為痛惜！四月，虛大師被聘為「國民精神動員委員會」設計委員。六月虛大師被推為歡迎印度尼赫魯大會顧問。同月，雲南省佛教會成立「僧侶救護隊」，虛大師以

「服務國家宣揚佛教」為訓。

     從這一年下半年到民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抗戰勝利為止，在那七年當中，大後方佛教界有許許多多的重大活動，都是值得回憶的。

     （一）、民國二十八年九月間，因日本唆使緬國人民反對開放滇緬公路，使我運輸戰時物質大受困擾，於是政府當局乃有組織「佛教訪問團」之議，虛大師出席中央國際宣傳委員會，商決訪問團事，並晉謁蔣委員長，受政府之聘，為「佛教訪問團」團長，於十一月率領團員慈航、惟幻等一行出發赴緬甸、印度、錫蘭、馬來亞各地訪問，出發時發表「皓」電，說明訪問團出國意趣，在國外訪問凡半年，備受國際朝野及佛教人士之熱烈歡迎，由於虛大師這次的訪問，緬國反對開放滇緬公路風潮而告平息，當虛大師訪問功成歸國之時，陪都有五十餘團體聯合假中法比瑞同學會舉行盛大之歡迎。

     （二）、民二十九年元月，我由湘入川，看到陪都地方難免不受日機蟲炸，於是策動重慶南岸獅子山慈雲寺住僧青年比丘一百二十人，成立「陪都僧侶救護隊」，接受軍事、政治、醫護訓練三個月，由我領導實地從事重慶地方救護災胞工作，受訓期滿，適逢敵機來襲，我們即開始救傷活動，每次受到轟炸，我們都是不待警報解除馳往搶救，由於大家能夠不惜生命發揮佛教慈悲捨身救人精神，救護成績優異，博得社會各界人士之同情，輿論的讚美稱揚，並得到最高領袖　 蔣委員

長之嘉獎（頒贈青天白日獎章），這個救護隊，切實苦幹了五年（五年中不曾向外界募緣也不曾領受政府津貼，一套救護制服穿上身後不曾換過新衣，隊部經費全靠應酬經懺佛事維持），一直到日本投降，抗戰勝利，我們才脫下戎裝，放下擔架，其間，我們曾自動絕食，捐獻政府多次，並響應捐獻飛機運動，和「傷兵之友」運動，凡政府的號召，我們悉皆參加，到處都見到我們這一群和尚同志，無處不有我們這桿「佛」字旗的飄揚。

     （三）、同年十月，我鑒於日本第五縱隊在印度、緬甸、暹羅各佛教國作種種虛偽麻醉宣傳，謂我政府是基督教政府，摧殘佛教，日本為佛教宗主國，為了保護中國佛教，故同中國政府作戰，乃是聖戰，日本人這種陰謀，我認為有揭發之必要，適重慶地方已屆霧季，空襲減少，我爭取時間，於是邀約漢藏教理苑學僧西岸、悟祖、青雲等一共四人，組織「中國佛教國際宣傳隊」，我自任領隊，得到中央黨政機關之協助，於十一月十一日出發，赴緬甸宣揚我抗戰國策，出發之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國民外交協會」、「中緬文化協會」都有錦旗贈送本隊，十分風光，而中央國際宣傳處並函請西南運輸處派專車運送本隊出國，本隊在緬宣傳八個月，並將日機歷次轟炸陪都寺廟寫真製成銅版，用中、英、緬文字印刷刊物向緬甸全國僧俗人民散發，達成宣傳任務。

     （四）、同年下半年，虛大師於大公報發表「精神動員與佛教之調整」文，為整理佛教之呼籲，中

央政府領導者，留意佛教，召見蔣作賓、李子寬詢以健全佛教之方案，中央社會部提出「整理佛教意見書」，徵求政府及佛教界之意見，四川省佛教會通電擁護虛大師領導組織中國佛教會於重慶，得湘、滇、陝省佛教會之響應。

     （五）、民三十年一月，虛大師在渝為推動「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事，設預備處於南岸獅子山慈雲寺，無奈當時內政部意在提奪寺產，（充新縣制經費）不願與社會部調協，加之前中佛會與圓×勾搭之屈×，利用政治地位，始終作梗，從中反對，以致整委會工作停滯而不能實現。五月間，虛大師於訪緬時策動芒市土司方克光，在芒市設立「滇邊特區佛教聯合會」事，經中央社會部批准，正式成立，虛大師並推薦留學暹羅等慈法師為聯合會主持人，從此才收到邊心內向之實效。

     （六）、民三十一年十二月，國府林主席在陪都發起建「護國息災法會」，請南華虛雲和尚為主壇，戴季陶為會長，法會設在郊外華巖寺，從是月九日起至明年一月二十六日圓滿，盛況空前。這一次的大法會，想不到發生一個不愉快插曲，原來虛雲和尚到渝，曾一度往縉雲山拜訪太虛大師，縉雲山為陪都名勝之地，凡到山遊覽的貴客嘉賓，習慣上在會客室簽名簿上題名留念，虛雲到達之時，該寺知客師為了對他表示恭敬，捧出簽名簿請他簽名，那知虛雲不諳社交，不懂這個路數，誤會是要他報名，一時無名火冒，大發脾氣，說「老僧走遍天下名山，從來沒有人敢要我報名……」而隨從張子廉（紅幫中人）又從旁發火，使虛雲氣得了不得，還是虛大師走出來歡迎他，

向他解說了一番，他還是憤憤不已，下山之後，張子廉利用黑勢力，派人張貼標語，四處散發流言，捏造黑白，說虛雲上山受到太虛的污辱，真是淨虛空中，橫生節枝，正像虛大師與圓瑛法師的情形一樣，他兩位的私交情誼，原本篤厚，只為了雙方身邊一二無聊政客翻雲覆雨，長期撥弄是非，以致彼此精神分裂，形成冰炭，各自分道揚鑣，各行其事，不能合作，分散了整個佛教力量，也阻礙了整個佛法事業的進展，他倆老私人鬧意氣事小，卻使中國佛教倒退五十年，這是何等的不幸！也正是民國佛教史上一大恥事！

     （七）、民三十二年二月，虛大師籌備經年在金劍山開辦之「大雄中學」，正式開學，大師任董事長，聘吳子詒為校長，大師初擬辦一所含有政治意味之學校，未能實現，乃改辦中學。在抗戰艱苦環境中，我們佛教能創立一所中學，可謂不易。同年五月，虛大師策動之「中國宗教徒聯誼會」成立，大師任常務委員（常委，佛、回、天主、基督教各一人），以衛立民任總幹事，該會任務有五點：（一）為擁護抗戰建國。（二）尊重信仰自由。（三）提高精神修養。（四）勵行社會服務。（五）促進世界和平。

     同年十一月，內政部頒佈八月間修改之「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該辦法內容，既由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徵收興辦，又於各僧寺每年收益在五萬元以上者，即須徵收百分之五十，致各地佛教陷於紛亂，虛大師發出「虞」電，呼籲反對，而內政部主管司科不允取銷，大師以內政部提奪廟產，意在消滅佛教，乃逼得於翌年一月，致書蔣主席，作悲憤之陳詞，書中有云：

「太虛對中國文化，世界學術之貢獻非淺，而抗戰在國民一份子之佛教立場上：……對抗建之努力，亦不為少，乃未蒙中樞之佛教主管司科及一分省縣中鄉保當局之諒詧，時有摧奪僧寺，危亡佛教，以斬絕（太虛）第一生命之舉動，則太虛固無負於國人，而國人實有負於太虛也，……不然，則絕不能坐視寺僧摧剝，佛教危亡，而再靦顏苟活於斯世也。書上，政府一一剝奪寺僧之計劃，乃得停止施行。

     同月，虛大師在重慶號召各省佛教代表，除呼籲取消「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且呼籲組成中國佛教會，前一項，得到政府收回陳命，其後一項，則因屈××之流多方阻撓，迄未實現。

     是年初冬，蔣主席遊縉雲山，經國、緯國隨行，與大師晤談。

     （八）、民三十四年七月四日，虛大師以德國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萬佛教徒」一文，電台廣播，勸其慨然無條件投降，八月四日，日本終被美國原子彈的威力所攝服，而宣告無條件投降，虛大師又作「告世界佛教徒」文，發表報章，俾有所貢獻於永久和平，文中有云：「中日佛教徒，尤應密切聯合，一方面肅清魔鬼們遺留的毒素，一方面發揚最徹底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精神大乘佛教文化，努力於人類真正和平的推進。」

     同年十二月七日，虛大師苦心謀劃幾經挫折之「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奉到內政部與社

會部訓令，准予成立，並派太虛、章嘉、虛雲、圓瑛、昌圓、全朗、李子寬、屈文六、黃慶瀾為委員，指定太虛、章嘉、李子寬為常務委員。很顯明的，佛整會之誕生，是從抗戰勝利帶來的，不然，那邪見之輩必會阻撓到底，可見那時候外摧內腐，作事的艱難。

     （九）、民三十五年一月一日，虛大師受國府勝利勛章。是日，掃蕩報改為和平報，大師贈以詩，詩云：「十年掃蕩妖氛盡，一旦和平慶到來，猶有和平暗礁在，迅行掃蕩勿遲回」。蓋感於共產黨徒之陰險凶惡，終必為禍，故有此作，看，勝利後共罪在東北從俄共手裏攫取日軍武器，到處打家劫舍，稱兵作亂與國軍對峙情
形，可知虛大師早有遠見。

     同年四月一日，虛大師由川飛漢，在漢小住，即轉往南京，大師抵京後，於三十日假毘盧寺招待記者，報告整理佛教計劃，說明有幾點：（一）政府應本宗教平等，信仰自由之原則，切實保護僧寺及公產。（二）著手計劃僧尼普及教育，及興辦農場等。（三）辦理服務社會及創辦公共慈善事業。（四）佛教會將登記僧寺信徒，使成為有系統組織。（五）佛教徒有政治興趣者，可參加政治（並舉國外教黨情形為例）。（六）佛教徒應全力宣揚教義，化導人心，改進社會，促進和平。是日，虛大師出席南京各界舉行盛大歡迎會。

     五月六日，大師由京抵滬，接受上海佛教界之盛大歡迎，駐錫靜安寺，不幾日，移往玉佛寺直指軒，應上海佛教界之請，講「佛說彌勒大成佛經」。

     勝利後，局面自然不同，這時候，上海靜安寺住持德悟，監院密迦，他兩人在淪陷時期中，曾在該寺開辦「日文學校」，有替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嫌疑，經當地社會人士檢舉，提出證據，被法院判罪入獄，當時有人責怪虛大師，說大師忍心不袒護德悟、密迦，讓他兩人受罪，這話奇了！若是虛大師來袒護漢奸，那他又何必追隨政府擁護抗戰呢？

     這年七月間，虛大師在上海成立「覺羣社」，發行「覺羣週刊」，該社本意為佛教政治組織，惟以中國僧侶參政，多滋異議，乃倡「問政不干治」之說，大師以為僧徒超政，一旦政府社會摧殘佛教，易遭破滅。從政，亦易跟隨政府倒去，二者各有利弊，而國中向無在家信徒集團，足以擁護佛教，則出家僧徒處此，殊堪憂慮，深思熟慮之下，而於孫中山先生所談政權治權得一解決辦法「問政而不干治」，然而，我國僧伽於政治素鮮注意，其難以有所作為，蓋在意中，所以後來「覺羣週刊」仍等於一般通俗之佛刊，可知議政亦不是容易的事。

     是年冬，由於宗教聯誼會于斌之推薦，經　蔣主席同意，圈定虛大師為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因陳立夫力持異議，致其事中變，大師鑒於政府歧視擁有廣大信徒之佛教，殊深悒悵！　 蔣主席與大師之友誼，久為宋美齡、陳布雷等近侍集團所碍，日以疏遠，過去歲月中，佛教為拘於理學窠臼之中國本位文化者，憑藉美國路線之基督福音者所扼抑，處境日艱，大師每不勝其感哀。

     民三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大為玉佛寺退居震華法師封龕說法竟，忽中風舊疾復發，竟於十

七日下午一時一刻安詳捨報於玉佛寺直指軒！法幢倒兮！中國佛教頓失重心！誰不哀慟？十九日，為大師行封龕禮那天，參加典禮者寺院及佛教團體外，到當地黨政機關代表及馬占山等三千餘人，中央宣傳部攝影場及中外日報者，競為攝影報到。五月二十五日，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中國佛學會，暨南京佛教會，假南京毘盧寺舉行全國性之追悼會，到國府各部院代表千餘人，各界贈送輓聯中，有　 蔣主席「潮音永亮」四字，其餘各地追悼會遍於全國，其海外各地華僧，亦紛紛舉行追思大會，而國際印度新德里召開之泛亞洲會議，臨時舉行追悼會，可見大德化之溥。

     同月二十六日，首都毘盧寺舉行「中國佛教會勝利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期七天，推選章嘉為理事長。

四、反共時期

     抗戰勝利，國土重光，經過八年的長期戰亂，中國佛教方期重建，不幸共產黨徒趁國人厭戰心理，故態復萌，始而強制接收東北物質，繼而公開稱兵叛亂，使全國人民又復墮於苦惱深淵！外戰剛結束，內戰又開始，於是打打談談，談談打打，邊談邊打，邊打邊談，這樣光景，又拖了三年多的歲月，有那三年多當中，國事亂如麻，建國大業，受到阻碍，佛教重建，亦無從著手，在戡亂歲月中，人人氣短，我佛教僧徒情緒，同樣是萎靡不振，大家精神都寄望在「和談」上，

希望國共和談成功，使國人有喘息機會。

     到了民三十八年春，忽然霹靂一聲，和談破裂，終於不能扭轉全局，國府播遷台灣，不久，共匪渡江，局勢急轉直下，蘇浙一帶，相繼易手！待到年底，整個大陸淪陷，關進鐵幕！

     在大陸淪陷前後，我佛教僧徒具有正義感有愛國熱情者，三三兩兩，逃已出來，奔向自由，有的追隨政府投到台灣，有的奔香港，有的遠飃到海外，因而保留得中國佛教一線慧命，佛種不致完全斷滅。其初期逃亡出來的出家同道們，只是衣鉢隨身，萬分凄涼！那時候，每個人但求得能活命，有飯吃有棲身之處，別無其他心想，更談不上有遠大計劃，而逃出來的同道，多數是「廣博身如來」，富有階級並不多，也都是一種苟延殘喘局面。

     初期奔到臺灣的一群義僧（比丘、比丘尼），還不幸被警憲把他（她）們當作遊民看待，關進拘留所失去自由，並打算將他（她）們押解出境，其處境之慘，可以想見。

     「中國佛教會」在台灣復會辦公，說來也有它的一段因緣，因為保釋那一群義僧，警方要佛教會擔保，那時，大陸來台的同道，尚未與當地佛教界取得聯繫，而中佛會那塊招牌，尚掛在大陸上，來台的佛會會員，只有東初、章嘉和李子寬三個人，東初在離開大陸時，曾向中佛會討取有成立中國佛教會台灣辦事處的文件，因而乃邀約白聖、南亭等人，一同組織「中國佛教會台灣臨時辦事處」。

     翌年二月間，始依法登記復會，這個空牌掛了兩年多，於民國四十一年八月在善導寺召開「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改選理監事，選出章嘉、南亭、白聖等九人為常務理事，律航、演培等二十二人為理事，太滄等五人為常務監事，盧宗濂等六人為監事，章嘉連任為理事長，這樣，中國佛教才正式有了領導機構，寺僧才有了保障。

     從民四十五年到四十九年之間，中佛會又有幾次的整理改組，章嘉於四十六年圓寂後，中佛會形成有尾無首的現象，改為常務制，取銷了理事制，隨後，又召開了兩次全國性的代表大會，到第四屆代表大會，復又取銷常務制，恢復理事制，選出白聖為理事長，雖然在形式上變更了好幾次，但是出將入相還是那幾個人，中佛會那塊招牌懸掛了好幾年，都沒有什麼積極工作表現，形同虛設，政府也不大重視這個機構，仍然是在大陸上的那種態度，聽我們佛教徒自生自滅，說來更有可笑的，在數年前，內政部還一度要禁止不許再修寺廟呢！

     大凡一個宗教，它的本身健全，固然是重大要素，可是，也還要得到政府擁護與支持，否則，就不容易發展，甚至趨於衰敗沒落，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們佛教，如何能夠得到政府的擁護支持呢？那必須要我們僧徒發奮為雄，不斷有所施為，而且是要對國家社會人群有所貢獻，這樣，才可以受到政府的重視，政府重視我們佛教，我們僧徒的弘法工作才可以擴展，教團才可以宏興。

     無疑地，今日的自由中國，是抗戰延續的反共局面，一切為了反共，反共第一！勝利第一！一切設施，一切作為都要配合當前的反共國策，我們佛教在這種空氣之下，自也不能例外，對外的弘化工作，必須與政治扣緊，才能利達成。從民四十二年起，臺灣佛教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傳戒」和多次啟建法會的舉動，雖然是做得有聲有色，卻引不起政府的注意，因為這些舉動，是佛教內部的事，與國家大局無關，所以佛教在社會上的空氣，一直是沉寂著，不見起色。有的，那是民四十一年，我國派章嘉大師、印順法師、趙恒惕、李子寬、李添春五位代表，出席「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日本東京召開第二屆大會，代表團與日人磋商奉迎玄奘大師靈骨歸國供養，而同時中共匪幫也派遣其額外走狗趙樸初，前往企圖搶奪玄奘靈骨，結果，匪方企圖失敗，靈骨仍被我方迎回，並得到　 蔣總統的重視，指定在日月潭建塔供養，一時轟動社會，那種空氣，不久仍也復歸於平淡。

     這是由於中國佛教領導機構的無能，本身既不能振發有新的作為，而又不善於利用國際佛教力量來推動本國的佛教，比如民四十三年，「世佛聯」在緬甸仰光召開的第三屆代表大會，民四十五年在尼泊爾召開的第四屆代表大會，民四十七年在泰國召開的第五屆代表大會，民五十一年在金邊召開的第第六屆代表大會，一連四次這樣國際佛教大集會，中佛會都不派員參加出席，匪取我捨，匪進我退，自甘放棄權利，一味閃避，不能發奮為雄去到國際上與共匪戰鬥，如此，怎能

表現自由佛教精神？又怎能受到政府的重視？

     十多年來，自由中國佛教的文化工作，倒是做得很好，這是唯一可取的地方，除了由大陸遷台佛教權威雜誌──「海潮音」之外，先後出版有「人生」、「台灣佛教」、「中國佛教」、「大乘佛教」、「獅子吼」、「覺生」、「新覺生」、「波羅蜜」、「覺世」、「今日佛教」、「慈明」、「金剛」、「慧炬」和最近出世「佛教文化」，這些佛刊，有月刊、季刊、旬刊不等，其姿態風格不一樣，可以說各有千秋，但是，反共的言論卻很少，有的佛刊，根本就不談政治。還辦有好幾種大專獎學金。至於佛教教育，也辦有好幾所佛教學校，除了福嚴學舍和佛學院之外，餘皆是尼眾學校。其最蓬勃的事業，那就算是修建道場了，十多年來，先後建造的大小寺廟和精舍，不下二三十所，建築費，有的是一二百萬元、數十萬元不等，至少是十萬八萬，總之，這十多年來，臺灣佛教的消極工作是豐富有餘，積極的表現卻不足，這也就是得不到政府重視的一個原因。

     直到民五十二年夏月，由於中佛會理事長白聖，與賢頓、淨心、星雲等位法師，劉梅生、朱裴兩居士合組「中國佛教訪問團」，前往泰國、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香港、日本、印度各地訪問，經過印度時，得到印度總理尼赫魯接見，與印度內政部長夏斯屈晤見時，夏接受訪問團要求，面允保護我華僑自由與安全，並釋放前扣留高雄市漁船金楊二號，有了這樣一個活動，我

佛教才得到政府的重視，國內報章，對佛教才有了好的評論。

     接著，同年十二月，由於我被迫由緬甸回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表揚我流亡緬甸一十四年與中共匪幫在國際上長期戰鬥所獲得的功績，特頒發獎狀。翌年三月，中央又策動中佛會暨宗教徒聯誼會，聯合假善導寺舉行歡迎茶會，請我出席報告，是日到有黨政機關首長各界來賓及護法男女居士各報記者二百餘人，茶會上，中央三組副主任陳元，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信，國防部情報局局長張炎元都有講話，內政部長連震東並頒贈錦旗一面，僑務委員會頒贈獎狀一紙，各大小報章一致熱烈宣揚，中央、聯合、中華各報，並將茶會中授獎鏡頭刊出，於是佛教空氣高漲起來。

     隨後，五月間，　蔣總統接見「中國佛教訪問團」團長白聖法師，垂詢該團出國訪問經過，由此我們佛教益加有了風光，僧徒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大大提高。

     正當佛教剛剛抬頭揚眉吐氣之時，不幸佛教內部發生僧俗鬥爭的風波，鬼影含沙，流言四起，一種低氣壓壓得大家都吐不過氣來，全都被一重陰霾籠罩著，這個風波，足足鬧了好幾個月，非但領導階層人物聲譽受累，也影響到佛教的大局。

     這時候，恰巧有了一件國際佛教運動大事，因為緬甸把持「世佛聯」會那個會長宇千吞，在這年八月被緬政府拘補下獄，「世佛聯」總會及秘書處遷至泰國公主為會長，並

決議第七屆代表大會定於本年十一月在印度召開，中泰是自由同盟國家，而我中華民國又是「世佛聯」會基本會員國，中佛會接到「世佛聯」會秘書處邀請書，積極準備派員參加，並將出家代表名單呈奉中央政府，請求圈定，殊不知那時佛教受到低氣壓，政府對中佛會失去信心，對參加「世佛聯」代表，另有安排，內定派五個在家居士前往出席，而中佛會則要求出家比丘作代表，雙方意見不能協調，有了蹩扭，中佛會認為政府不尊重佛教，在政府方面，卻覺得這一次「世佛聯」在印度開會，看客觀環境，需要與中共作戰鬥，沒有戰鬥能力，是不足以擔當此任，這樣的安排，也就是說出家比丘沒有戰鬥能力和資格，中佛會認為只有派出家代表為合法，雙方堅持，不得適當解決。

     是年八月，香港裴有明君鑒於中共匪幫企圖破壞這次「世佛聯」第七屆代表大會，寫了一篇「中共杯葛『世佛聯』活動」文章，發表大「中國評論」週刊上，寄來給我看，要我表示意見，我在熱血衝動下，以佛教僧徒立場，黨員資格，乃上書中央三組、五組，據理力爭，說明有幾點：（一）我國為「世佛聯」基本會員國之一，中佛會為我國佛教最高行政機構，代表人選，應由中佛會委派，方為合法。（二）「世佛聯」為南傳佛教國家所主持，南傳佛教風氣尊重僧寶，我方派遣代表團團長及團員，應由出家比丘擔任為宜，在家居士只有充當翻譯、顧問或觀察員，以示我國同樣尊重僧寶。（三）如果不用出家比丘當代表，只用在家俗人，非但不能引起國際佛教人士重視，且

足以使中共匪幫有攻擊我政府之藉口，必笑罵我自由中國是基督教政府，沒有佛教，沒有和尚，而會影響到政府的聲威。上書之後，中央於是採用一個折衷辦法，將原來內定五個在家代表，減少一個，把中佛會理事長道源補入，並以道源為團長，以平僧眾之憤，然而，政府未能全派出家代表出席，終覺是遺憾。

     同時，我又寫了一篇「我對『世佛聯』歷屆大會的檢討和感想」長文，發表在「海」刊十月號上，文末歸納有兩點意思：（一）希望我出家同道今後挺起胸膛來做人，改變過去謀求廟產堅固，貪圖個人安逸享受思想觀念，要獻身國家民族，為社會人群謀福利，自愛雪恥，團結奮鬥，大家不再做弱者，要做個強人，自愛、愛國、愛教，吸收新的信仰，如此，我們佛教才可以得到廣大人群的崇拜舉擁護。（二）希望政府今後不要把我們佛教僧徒當作化外人看待，拋棄成見，重新估計，我佛僧徒的「忍辱」，是我們修持上一種德行，這種德行，是有限度的，假設一日為環境所逼，它會變成堅強不可動搖的戰鬥毅力，過去佛教史上，有許多事蹟，現在西藏和南越的政教鬥爭，都是證明，願望政府認真重視我們這個有兩千年悠久文化歷史的中國佛教，對我們僧徒，多多扶持，多多提攜，多多鼓勵，不要捨棄我們，要來領導我們，加強我們佛教活動，共同撲滅危害人類的萬惡共匪，期以早日促成反共復國大業的完成。

     在那一段時期，我們佛教界的空氣是沉悶的，我感覺到我們僧徒之間需要團結互助，方不致

被邪見居士各個擊破，於是我邀約幾位遠近諸山住持大德來本寺商談，大家也都有同感，當時，東初法師對於提高我們佛教空氣一點，他提出意見，組織「佛教勞軍團」，去到金門前線勞軍，以顯示我們佛教愛國之心，他並捐出五千元台幣作為首倡，馬上得到各方的響應，積極著手籌備，計劃募化十萬元來勞軍，作為我們敬軍的一點表示。

     恰好，這時候有「香港佛教代表團」出席印度「世佛聯」第七屆代表大會，團長優曇，副團長大光，暨全體團員一行八人，於返港之便，順道來台觀光，臺北諸山事前得訊，為了表示海內外僧伽的團結，準備作熱烈的歡迎，安排節目，一面與政府聯繫，擴大歡迎場面。

     該團於民五十四年一月十八日扺台，受到臺北佛教諸山隆重招待，僑務委員會並假該會招待所設齋歡宴，委員長高信，副委員長何宜武，袁覲賢親自接待之外，並邀請有白聖、道源、道安和我作陪，隨後，高委員長陪同該團晉謁　 蔣總統，總統垂詢「世佛聯」開會情形甚詳，這種希有際遇，卻也不是偶然的，由於昨年年底，香港地方黨國元老陳靜濤老居士，他回國出席二中全會，在一次　蔣總統召見時，陳靜濤向　 總統陳說東南亞一帶國家，多是信佛民族，爭取這些民族對我的向心力，勢必要透過佛教這個路線，他建議國民黨中央多多運用佛教力量，以配合反共國策，頗得　總統首肯，隨後，陳晤見僑委會副委員長何宜武時，又拜託何氏，港佛團過台時賜予招待，所以「香港佛教代表團」來台，受到政府的歡迎，如說單是為了回國觀光就能獲得如此殊

榮，那倒不是這樣簡單，比如前一年三月，有新加坡廣義法師回國觀光，四月間，又有越南超塵法師，和馬來西亞廣餘法師回國觀光，他們何以沒有這般際遇呢？可見是　 總統接受了陳靜濤的建議，有所指示，所以該團來台才受到政府如此的熱烈歡迎，我看，這都是因緣湊合。不過，經此一來，卻大大振奮人心，提高了
佛教空氣。

     接著，是台灣各地諸山組織的「佛教勞軍團」成功，由白聖任團長，率領團員三十五人，攜帶著慰勞物品和慰問金，前往金門慰勞前線將士，並在前線啟建法會，超度陣亡將士暨罹難同胞，這件工作做得很好，受到社會輿論的讚揚，得到政府的重視，由於最近這樣一連兩次的活動表現，把過去半年來的陰霾，一掃而空，佛教氣氛，也由此濃厚起來，聲勢也一天比一天壯大，僧徒們精神情緒的振奮，那是不用說了。

     在佛教空氣高漲的時候，臺北諸山集會，商討現前教制如何革新？如何興辦僧教育，社會慈善等事業？如何重建大陸佛教？以及如何配合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慶典等問題。為了謀求國內外僧伽更大的團結，共同致力於整個佛教的發揚，認為有召集一次僧伽代表大會的必要，定名曰「中國佛教華僑僧伽代表弘法大會」，隨後，又改名「中國佛教華僧代表大會」，（後來我在報上看到這兩個名稱都欠妥，前者似乎是純粹的僑僧會議後者又有重樓疊閣之嫌，蓋「華」字已包含在「中國」在內乃向政府主管機關建議改為「中華民國海內外華僧代表大會」）推舉白聖為籌備會主任委員，悟一為總幹事，負責進行籌劃一

切，白聖法師並親自出馬前往邀請香港、馬來亞、印度、越南、星洲、日本、菲律賓各地華僧出席。

     自從這個號召發動之後，立即得到海內外各地華僧同道的熱烈響應，同時也得到政府的重視和支持，政府並將我們這個「華僧大會」安排在　 國父百年誕辰慶典節目之中，又派員協助幫辦一切，故爾工作推動上得以順利的發展，收到成功之效。

     這個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華僧大會」，於去年十一月五日在臺北中山堂隆重揭幕，出席大會僧伽代表、觀察員，暨政府各部院首長和來賓共三千餘人，　 蔣總統特頒書面賀詞，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在大會上作長篇演講，對大會讚勉有加，且強調佛教文化與中國固有文化有不可分的關係，並說佛教在反共戰線上是有力的一環，來日反攻復國，佛教徒也擔當有重大的義務，語意中肯，令人振奮，大會會期，一共七天，開幕之日，並成立永久性的「世界華僧大會」，發表「宣言」，通告全球。

     大會閉幕之後，即參加　國父百年誕辰慶典活動，海外全體華僧代表赴中南部訪問，參觀鳳山「重慶」海、陸、空三軍作戰演習，出席　 總統招待茶會，回到臺北之後，又赴金門前線訪問，及各機關團體宴會，在那半個月之中，佛教空氣彌漫整個寶島，空間遍滿到全世界，開中國佛教新紀元。

五、後語

     這裏，我應該來作個結束。本篇文字，只不過是把三十年來中國佛教鈎畫一個輪廓，記述一個大概，看來，這三十年中，中國佛教一直是在曲線中求發展，正像一隻舟船漂浮在大海之中，隨著汹湧波濤翻滾，時而湧現在浪頭尖端，時而又退落到萬丈深淵，或起或伏，興衰無常，而政府對我佛教，也像「寒暑表」一般，升降不定，忽冷忽熱，時即時離，莫有定準。

     三十年來，我們國家遭逢不幸，外患內禍，一重又一重，佛教也是多災多難，受盡挫折，苦楚備嚐，檢點三十年來的經過，酸、甜、苦、辣的境遇全有，有時叫人傷心掉淚，有時使人鼓舞狂歡，有時寂寞冷落，有時熱熱轟轟，有時死氣沉沉，有時光芒萬丈，一言以蔽之，「人」的問題，大可以改變環境，人可以創造奇蹟，事業是人做出來的，道路也是人走出來的。無可諱言的，中國佛教以往的艱難歲月，是靠了太虛大師作了我們的盾牌，做了我們的長城，而今而後，則要我們大家來作盾牌，大家來做長城，要靠大家來支持，大家來努力。

     今日世界局面，是「羣」的方式，是「羣」的力量、「羣」的生活、「羣」的幸福，能團結才能發展，能互助才能生存，個人觀念，已經不合這個時代的要求，唯有集體的發展，個人才有出路，才有前途。

     無疑地，佛教能保持今日這個局面，是仰仗了前人的餘蔭，我們應該不忘前人的辛勞，應該踏著前人的足跡前進，內修外行，努力奮發，這樣，才可以維繫佛教於不墜，佛法才可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