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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之中國佛教
－民國前四年至民國二十六年

太   虛

一

     距今三十年（光緒三十四年），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居士，得錫蘭摩訶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居士來書，約共同復興印度之佛教，以為傳布佛教於全球之基本。楊居士因就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十餘人，研究佛學及漢文，兼習英文以為進探梵文、巴利文之依據。後雖以經費支絀，不二年即停止。登摩訶菩提會則仍繼續進行，近年已有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之鹿野苑設立國際佛教大學，並設分會於哥侖布、加爾各答、倫敦、紐約諸地，由法理性海氏繼達摩波羅後，迄今擴充未已。且參預祇洹精舍諸緇素，若歐陽漸、梅光羲、釋仁山、智光等，多為現今佛教中重要

分子，而筆者亦其中之一人也。

     先是楊居士曾隨使節出赴英日，廣交各國佛學人士，與曾譯漢文大藏經目成英文之日人南條文雄，交尤莫逆。後居金陵專事刻印流通佛經，乃從日本搜回我國隋唐古德多數遺著弘布之，故為當時國內外佛學界所宗奉。英人李提摩太，亦嘗就居士以大乘起信論譯英。稍後上海哈同夫人以烏目山僧宗仰之引導，就日本弘教書院藏經排印發行，至民十二年商務印書館有日本所編續藏之印影，民二十年朱慶瀾、葉恭綽、釋範成等又影印磧砂版宋藏，而合金陵、揚州、常州、北平、天津各刻經處所刻木板經典既漸臻完備，新式之佛學書局亦分設於各大都市；以藏文佛典譯漢文者則有漢藏教理院法尊及菩提學會湯住心等；以漢文佛典譯英文者則有黃茂林、呂碧城等，此為三十年來中國佛教文獻翻譯傳播於國內國外之概況。

二

     中國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變政興學之舉，所辦新學新政往往佔用寺宇，撥取寺產，激起僧眾反抗，由聯日僧以保護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動興學，自護寺產，另立僧教育會之明令。浙江之寄禪松風華山、江蘇之月霞、北京之覺先等，南北呼應，為當時組設僧教育而辦學堂之僧界領袖，筆者亦適於距今三十年之秋，隨寄禪長老參預寧波及江蘇各僧教育會之成立。時所辦學

堂大抵為國民小學一所及僧徒小學一所，例如普陀僧教育會在定海縣治立國民小學曰慈雲，今猶續辦，並於普陀立僧小學曰化雨，初由華山及筆者相繼主持，延續至民二十年改為普陀佛學苑，不二年停止。然江蘇僧教育會獨在南京開辦一所僧師範學校，月霞、諦閑等相續主持，約經二年，至辛亥革命軍達到南京而停辦，此於後來所辦之僧教育亦稍有關係。

     入民國後由寄禪長者領導全國僧教育會改組成中華佛教總會於上海。寄老雖因護教於民元年示寂北京，而此會則至民二年已於各省縣設支分會三四百起，實為中國佛教團體有全國系統組織之始。在南京臨時政府初成立，筆者與釋仁山等先於南京及鎮江有佛教協進會之設，以教理、僧制、寺產三種革命為號召，曾引起極強烈之保守與改進的鬪爭，後因寄老及亞髠之調解，協進會自動解散，共同加入於中華佛教總會，由筆者任佛教月報編輯，從此中國佛教會乃并含一種改革僧寺制度之因素。蓋自僧教育會演變之佛教會，初不過為護持寺產而已。逮民四年中華佛教總會為袁政府頒布管理寺廟條例所取銷，北京覺先等，雖斷斷續續先後反對，至民九年曾將條例一度修改，民十四年筆者且曾發起中國佛教聯合會之組織，亦散漫未著效力，故此十餘年間遂又為全國僧寺無有系統組織之時代。

     民十五六年間，社會大起變動，河南省等有毀滅僧寺之案，全國僧寺岌岌危殆，至十七年在廟產興學呼聲下有內政部新訂管理寺廟條例公布，頗能激起全國寺僧保護寺產之熱情。時筆者在

南京籌設中國佛學會，開辦僧眾訓練班，並定次年召開全國佛教徒會議。上海另有江浙佛教聯合會之設，亦提出整理僧伽方案。然改革或整理僧寺為筆者民初首先啟發之運動，民四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論，曾訂詳細之辦法，後於海潮音月刊等亦屢有關於改善僧制寺制之論述。至民十七八年間遂頗有成熟之勢，故民十八年組中國佛教會及分設各省縣佛教會，以成全國系統之組織，筆者於其時一二年間實主持之。迨管理寺廟條例改成監督寺廟條例後，寺產漸有保障，而佛教會又為保守分子佔優勝，雖於逐漸改進之辦法亦難施行，筆者因於民二十年後不再參加中國佛教會。但民十六年後於海潮音佛教評論現代僧伽現代佛教各刊物上，時有新興作者著論攻擊保守而鼓吹改進，漸能影響一部分黨政當局。且因中國佛教會辦理不當，為各省會控告反對，乃於民二十五年由中央民眾訓練部，忽有對於僧寺積極組織及整理之「修正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提出，主張改進者贊成鼓吹或討論研究，極形熱烈，而保守之中國佛教會主持者，則大起恐慌，極力阻止破壞，一時形成極尖銳之對立鬥爭，卒致修正草案流產，迄今仍陷於不生不死情狀。要之如有寺院僧尼存在，即為代表佛教之主體，若不能適合此時此地之社會需要以發揚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義！於此如不謀改善，必歸淘汰，而現今中國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乃堪表揚佛教，否則反為使人誤解佛教之魔障，殆已為佛教徒非佛教徒之有識人士所公認，而代表佛教之僧寺，未能趕上現代國家社會之建設，則僧徒頑固者實莫辭其咎！

三

     祇洹精舍雖居士所設，而就學者比丘為多，故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與之相先後者，則有依日人水野梅曉在長沙所設之僧師範學堂，亞髠在揚州天寧寺所設之普通僧學堂及江蘇僧教育會在南京所設立之僧師範學堂，然皆不久停辦。民三年有月霞法師依上海哈同花園所設之華嚴大學，輾轉遷移杭州、海潮、常熟、興福，得持松等繼承，復有了塵慈舟等分支武漢，在僧中頗形成為一學派。稍遲有諦閑法師在寧波所設之觀宗學舍，今演變為觀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為高郵之天台宗學院及天台之國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成為一學派。

     至民十一年筆者在武昌以李開侁等援助，設立佛學院，遂於僧教育開一新局面，不惟影響於青年僧甚大，且於學術文化及政治社會各方面，均有相當影響。迄今演續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及研究院，則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屬分設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漢藏教理院，其仿設者若常惺於廈門之閩南佛學院，民十六年後曾由筆者要芝峯會覺大醒寄塵等持續之，他若大醒心道於福州之皷山佛學院，大醒寄塵於潮州之嶺東佛學院，寄塵容虛於九華山之江南佛學院，慈航於安慶之迎江佛學院，常惺台源法舫空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學院，淨嚴之河南佛學苑，寬融之普陀佛學苑，妙闊在陝西之慈恩宗學院，昌元廣文之四川佛學院，永昌之貴州佛學院，

靜嚴之焦山佛學院，大醒在江北之覺津學院，談玄在奉化之雪竇學寺，芝峯亦幻在寧波之白湖講舍等。或曇花一現，或獨在持續，皆出於佛學院直接間接之關係，其他若竹林佛學院、玉山佛學院、法界學院、光孝學院、棲霞學院、北平之弘慈學院、湖南之祝聖學院各僧教育機關，均有以上各學院之學僧參預施教，然各學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統之學制，而世界佛制苑亦尚無使佛學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遺憾！

     關於女眾教育則有武昌之佛學女眾院及尼恒竇主辦之菩提精舍，漢口尼德融主辦之八敬學院，而女居士尤創立香港東蓮覺苑之張蓮覺，主辦奉化法昌學院之張聖慧，主持無錫佛學會過聖嚴為傑出。

四

     在昔雖亦有在寺院宣講經論之法師，而聽眾限於僧徒或少數善信男女，尠能影響學界及一般社會人士者。迨楊仁山居士在金陵設佛學研究會，而章太營等邀月霞法師赴日本為留學生講經，蒯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階法師講研佛學，實開學界政界之學佛風氣。入民初李證剛等七人籌設佛教會，發布文告，欲一舉而滅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對而自停止，時有狄楚卿等在滬出佛學叢報，范古農等亦於杭嘉設會研究佛學。至民國四年因日本要求來中國傳布佛教，北京政局中

人發起請諦閑、月霞二法師，開講經會，影響漸廣。民七年筆者與蔣作賓、陳元白、章太炎、張季直等在滬設覺社公開演講佛學，並出覺社季刊（後改為海潮音月刊），自是漢口、北京、杭州、武昌、廣州各地時有公開之講經法會，由各界學佛居士為主體所組成之佛學會、佛學社、佛教正信會、佛教居士林等團體漸多。若靳雲鵬領導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領導華北居士林，皆負時望，而以謝健、梅光羲等之南京中國佛學會為有全國性質之組織。

     在家學佛團體之有特殊之性質者，一為南京歐陽竟無、呂秋逸等之支那內學院，雖亦有學僧出入其中，然於僧教育無何影響，而學界頗有由研究唯識，講佛學於各大學者。二為北平韓德清、徐森玉等之三時學會，專講奘基學並設辦醫院等。三為上海段芝泉、湯住心等之菩提學會，則以西藏佛教為中心，從事翻譯，亦兼作弘化慈善之事。其他更有專修密宗各團體，專修淨土各團體等，不遑枚舉。

     各居士團體除研究修持弘布佛法，更能舉辦諸事業，則以王一亭居士等之上海居士林，辦佛學書局及佛教公墓，香港東蓮覺苑亦辦佛教公墓，上海淨業社葉恭綽居士等辦法竇圖書館，武漢正信會李子寬、鍾益亭居士等資助男女佛學苑及廣施醫藥，而正信會之周刊，佛學書局之半月刊，沙市居士林之佛海燈，天津解行佛學社之佛教月報，星洲轉道學院之佛教與佛學，廈門市佛學會之人間覺半月刊，香港東蓮覺苑佛學會曾辦人海燈香海月刊，菩提學會接辦微妙聲月刊，而上

海之佛教日報，雖由佛教各方面緇素同人共所維持。然繼續至今實以張靜江、朱子橋、鄧慧載、胡厚甫、范古農各居士之力為較多。

     各大學於文學院哲學系中列印度哲學而講佛學，應始於北京大學之張克誠、鄧伯誠、梁漱溟等，今有熊十力、周叔迦等尚在講授，他若筆者及唐大圓、張化聲、陳維東等曾講於中華大學，李證綱、景昌極等講於東北及中央大學，劉洙源、王恩洋曾講於成都大學，其他各大學之短期講授者尚多。

五

     中國佛教近年漸從「寺僧佛教」解放成「社會各層階民眾佛教」，新興居士及青年學僧，極易吸收各方輸入之異質。關乎佛教者有探古源於錫蘭、西藏，而趨現勢於日本西洋之兩方向，今有極端學西藏而欲一舉易華夏之舊者。而近年留學錫蘭、暹羅、緬甸之風氣亦在開展，尤其日本繼承中國舊有之全部，其探源錫蘭、西藏亦佔先著，而以國家社會皆已現代西洋化，故對於西洋之佛教新研究思想尤能充分領用，隨明治維新而成為適應新日本之新佛教，在在皆足引起中國佛徒之亦步亦趨。

     日本於明治維新之初，佛教寺僧亦曾受摧殘打擊，未幾因有不少日僧留學西洋，極力將佛教

適應現代思想。又先於數百年前已有通俗化之淨土真宗為榜樣，且其寺僧除極少數律宗僧，其他各宗僧本不受比丘戒，故明治政令皆使姓氏飲食男女同俗，所謂僧侶－－僧侶非比丘－－唯在有佛教學識及依佛教為職業，不關特殊律儀及修養，此日本現代佛，植根三十年前，而三十年來則正為收其成果之時代，例如佛教所立大學有六所之多，各宗皆成嚴密系統之組織，有宗務院以執行宗派行政，在編印大藏經及續藏，又續藏後大正年間又編印成大正新修一切經，又有譯漢文佛經成日文之國譯大藏經，更將錫蘭巴利文南傳大藏中未經漢譯者補譯成日文，其他專門中等以下之教育及社會慈善公益發達，更不待言。

     然日本佛教至近年已由發展之極而入於爛熟時代，因適應「工業革命所成資本主義社會」以興起之佛教，亦必隨資本主義之病態而現其病態，故中國佛教之革新，不能專以仿從日本佛教為能事，應本實際之中國佛教，吸收東西古今一切特長，以成為中國的或世界的現在到將來之新佛教。

六

     佛教雖源印度而印度早無佛教，然印度初五百年者可徵之錫、緬、暹羅所傳，次五百年者可徵之中華、日本所傳，後五百年者可徵之藏、蒙等處所傳，原有之佛教限於亞洲此三區域，而近

百年則已漸及歐美而遍達寰球，尤其是在三十年來或歐戰後傳播極其迅速，以英國殖民地若印度、錫蘭等關系及英文與梵文、巴利文、藏文較易通譯關係。首由巴利文次及梵文、藏文將佛典譯成英文，輸入歐洲，依梵文或間接依英文轉譯為德文、法文、意文者亦多，梵文佛學尤以德國之研究為盛，而錫蘭僧徒今有居倫敦、巴黎、柏林、紐約以傳佛教者。佛教在美洲東部由英國傳入，接近錫蘭佛教，而西部太平洋沿海，若加利福尼州之舊金山各處及夏威夷島等，皆為日本佛教傳布之地帶，然日本佛教除美洲西部一帶，於歐美其餘各處無何影響。

     西洋因與中國之文字隔膜太甚，且中國或西洋學者又大抵習儒道諸家學說，鮮有佛教研究，故佛經由華文以譯入西洋歐美者，絕無僅有，所有亦遠出由巴、梵、藏文轉譯者之下，因此歐美人皆不重視中國佛教之研究。然中國佛教近年漸為歐美佛學者或佛教徒之所崇重，一由筆者於民十七八年間之遊歷歐美，宣傳佛教，當時曾在巴黎發起世界佛學苑及設通訊處於巴黎、倫敦、福朗福特、芝加哥諸處，並與德國福朗福特中國文化學院院長衛禮賢，有大規模譯華文佛典為德英文之約，惜因籌款無著及衛禮賢病逝，未能有成。然在巴黎所創設之佛友會猶繼續著與倫敦亨佛利士主持之佛學會，同為歐洲佛教較廣闊之組織。二由照空來華出家受比丘戒，返歐大事宣傳，率男女徒十二人再來中國受戒為僧尼，其半數已回歐宣傳中國佛教。三由杭州邵福宸等佛化歐美推行社及上海胡厚甫等法明學會，與在中國及在各地之歐美佛徒相聯絡而通聲氣。

七

     關於世界的或國際的佛教徒聯合會議，始於民十三年由筆者在廬山大林寺之召開第一次世界佛教聯合會，到會者除中國外有日本及英德等佛教徒代表，當決議次年在日本開東亞佛教大會，屆期中國去三十名之代表，開會三日後遊歷日本各地受其佛教徒盛大之招待，其時到會者更有錫蘭、暹羅、緬甸代表及英、美來賓。近年由日本主持所開者，有太平洋佛教青年會在夏威夷島及東京各處舉行會議，中國佛徒因其有偽滿參加，未派代表出席。

     民二四年由中國受戒回歐洲之德僧道空等，曾在倫敦召開歐洲各國佛教徒會議，因決議去年仍在倫敦開第一次國際佛教會議。吾國未有代表參加，本年於巴黎開二次國際佛教會議前，筆者因得通知，遂以中國佛學理事長名義，推我國駐巴黎總領事林實代表出席，頃得皈依弟子巴黎佛友會會長龍舒貝勒來函報告，茲錄入
以為茲題之結束。

第二次國際佛教會議，因有亞洲代表之出席，獲益特多。中國、錫蘭、日本等國之代表，曾將該國等佛教工作狀況，向大會報告。同時法英德等國，宣示彼等社會中佛教工作之中心思想、需要與鼓勵。

巴黎佛友會，為太虛法師與其信徒舒龍貝勒女士等所創設，應請諸君紀念勿忘。

依據太虛法師來函，本會請林君代表中國出席。林君報告中有云：「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言論思想已獲得自由，故研究佛學之活動興盛，如戴季陶、張靜江、朱慶瀾諸氏現皆為佛教信徒。」

於最後一次會議，林君提議設立中央基金，以資助佛學之研究，此種基金擬由佛教國捐助而成，專用於：（一）交換學生，（二）刊印佛學書藉，（三）交換講師，請將此意轉達中國民眾，或足增進世界和平，再者巴黎大學教授等之參加，對於本會亦增光不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