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錄

開國時期的佛教與佛教徒

書   新

     中華民國的締造，在我們民族歷史上，是一件極其艱鉅的工作。在這上面，我們表現了至大的道德勇氣，至高的創作智慧，與無比的犧牲精神。開國時期，僅在人才之盛這端而言，即足證明我言無謬了。當時的人物，個個皆具有天縱的睿智，個個皆具有深湛的修養；至於遠大的抱負，絕卓的才幹，則更不在言下。這些人物來自社會各個角落，自然也有來自佛教方面的。開國時期，佛教徒在衛國與護教的事業上所表現的，所成就的，確乎夠得上可歌可泣，有聲有色的程度，以之匯歸於締造民國的廣大運動中，促成革命的成功，社會的進步，是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的。今天，我們不妨重話前塵，再溫故夢。一則是緬懷前人的大德，聊致敬仰感激之忱，一則是策勵自己的志事，以期承續遺規淑行。

一

     開國之前，佛教所遭遇的是空前未有的慘烈法難。怎麼說是空前的呢？因為往昔所謂法難，無過於三武一宗禍，其實這種法難僅不過是幾個帝王的一意孤行而已，大了不起再加一些官僚們趁火打劫，怎麼也動搖不了佛教的根本。但在清朝末年，則大不然了。當時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數帝王官僚，而是整個社會，佛教大有被連根拔起的可能，誠可謂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後的關頭，危機的嚴重，不待高明之士的大聲疾呼，人人皆可清晰明白的看到。故而我們不能不說是空前未有。

     八國聯軍之役，打垮了滿清皇室的自大心，更打垮了慈禧太后的自信心。她自認為無以對國人，頗有點改過贖罪的意思。於是下了一道詔書，刷新政治，把數年前康有為所建議的新法，一股腦付諸實施。其中有一項對佛教影響特別重大，把一些英雄佛子逼上革命的道路，即是興辦學校一事。光緒二十二年，下詔興學，命各地士紳組織教育會以董其事。所謂士紳，不過是些退職的官僚，或現任官僚的親屬，乃至一些地痞流氓之類。尋常無事的時候，他尚且魚肉鄉里以圖自肥，一旦奉了聖旨，那就不必說了。教育會首先藉口籌措經費，覓取場地，向佛教寺院開刀，全國各地一時均鬧出驅僧、毀像、佔廟、提產的惡作劇。那時的佛教，在家信徒向無組織，沒有幾個以弘法衛教為職事的，可以說佛教並無社會基礎，其根本自然的就在於僧寺了。這是病態，本來就含藏著一種危機，當教育會向僧寺伸出魔掌的時候，這種危機遂被觸發，一種顛覆性的災難

突然降臨。

     太炎居士章炳麟第一個出頭為佛教呼籲。他當時在日本擔任同盟會的宣傳工作，看到國內如火如荼的毀佛浪潮，大為不安，發表一篇「告佛弟子書」，明白的指出，時代不同了，中國佛教徒要拿出大方便，大智慧來弘化度生。他又概略的介紹日本維新後佛教徒的努力與成就，希望國人借鏡參考。接著又發表一篇「告白衣書」，指出宗教信仰為人生所不可缺少的，佛教在中國已千餘年，廣得國人的信重，舉世諸國也因我們在大乘佛法上的成就而信重我們，目前佛法不止是佛弟子所應愛護，每一中國人為著國家前途也應愛護他。這兩篇文章，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中極重要的文獻，它燃起很多青年佛子的求新護教的熱忱，而開創出今日的局面。

     與太炎同時，石埭楊仁山居士，也從時代的風暴中挺身而出，從事弘化護法的工作。楊居士幼習儒業，深明世務，因讀大乘起信論而歸佛。同光之間，遊歷歐美，深入的觀察各國政教情況，並與日本佛教徒南條文雄相值，兩人約同盡力為弘揚佛法而奮鬥。未幾又與印度著名居士達磨波羅相接納，共勉為佛教開拓新局面。這可謂中國佛教向國外發展的先聲，也是國外佛教影響我們的嚆失。楊居士回國後，創辦了很多事業，金陵刻經處與祇洹精舍是最輝皇的，他以流通佛經為佛教創立新的社會基礎，以辦學為佛教作育新的人才，他的事業在近代中國來說，不下於馬鳴菩薩在古代印度的地位。

石埭座下，很有幾個傑出弟子，皆能繼承師志，光大所學。首應一提的是瀏陽譚嗣同。他從楊居士求學時，致力於華嚴、唯識的研究，以其傑出的智慧，很快的抓到了大乘佛法超邁世出世間的真精神，更進而以儒家學說為方便，構成他有名的「仁學」的思想，這一路線，或者說他的學說在佛教內外，都掀起了歷時久遠的波瀾，惜乎譚君年事方盛，便慘死於清廷手中，未能繼續完成他那偉大的菩薩入世事業。

     僧眾裡，與楊居士最後接近的是金山月霞法師。月公是江蘇人，與烏目山僧宗仰法師為法兄弟。性剛毅勇猛，執義敢言，對內外學俱有精到研究。光緒中葉已有盛名，無意間與楊居士相遇，交談之下，對居士的主張大為傾倒，從此便精誠合作，不避艱苦。他每次見到楊居士就五體投地的膜拜，有人責難他不夠以比丘頂
禮白衣。月公辭正言厲的答覆道：「他是大願菩薩善權現示，我即為比丘怎敢不拜。」楊居士在事業上，常為經濟困乏所窘，只要月公知道了，必即刻為之四出勸募，歸來後，連數目都不點，雙手交給楊居士支用。後來祇洹精舍關閉了，月公在上海另創一華嚴大學，以續其後，這是中國佛教第一所大學。

     月公之外，尚有亞髠法師其人。亞公，俗家身世未詳，可能受過新教育，通英日語，能書善繪，有抱負，與楊居士也曾接觸過。光宣之際，雲遊江浙諸地，鼓吹革新佛教，常以同盟會的宣傳品，介紹僧眾閱讀。他最注意的是僧教育，在江蘇辦過僧學堂。其次則是華山法師，他與烏目

山僧有關係，正式參加了同盟會，經常以革命宣傳品介紹給青年僧侶。受他影響的人極多，如太虛、玉皇、仁山、智光等大善知識都與他有往來。還有栖雲法師者，俗姓李，江蘇人，師範學堂畢業，留學日本，接觸到佛教，遂返國出家。他是同盟會員，鼓吹革命不遺餘力，並介紹日本佛教近況，給一般保守的僧侶，因為他時而僧服，時而便裝，人皆目為怪僻。他與八指頭陀、楊居士都有往還，當時起的作用甚廣甚大。

     這些人物都是開風氣之先，創一代楷模的，他們掀開了近代佛教史，也直接的誘導出開國期間佛教徒轟轟烈烈的行為。於國於教，俱有其貢獻。

二

     直接參加開國政治活動的僧眾，為數很多。最為人注目的是烏目山僧宗仰法師，他常用俗名，叫黃中央。與　 國父中山先生最為莫逆，在宣傳與經濟上，給同盟會出了很大的力，尤其是對當時的智識份子，他起了很大的影響。只是他在日本時，對他們的佛教情形，極為不滿。認為不滿。認為中國佛教的問題，只是環境不好而已，歷代祖師遺留下來的陳章舊規，並無不適當的地方。只要推翻腐敗的滿清，刷新政治，佛教的環境好轉了，唐宋的盛況，不難再現。因此他在上海時，對月霞、楊仁山諸大德並不十分支持。他曾刻印頻沙藏經，也曾有助於華嚴大學的開辦，但總不及在

革命事業上表現的有聲色。

     與宗公最要好的是蘇曼殊。他以能文享盛名於世。也是近代第一個通梵文的人。楊居士開創祇洹精舍時，在校中擔任過一個短時間的梵文教席，他和栖雲法師一樣，時僧時俗不甚注重傳統威儀。但其父執勸他結婚時，則嚴辭拒絕，不肯有損根本大戒。

     此外另有一般青年僧眾，所思所行，與此則大不相同。第一應首推太虛大師，他十九歲時讀到章太炎的告佛弟子書與譚嗣同的仁學，思想即大有轉變。二十歲時隨栖雲到楊仁山的學校讀書，革命熱忱更加旺盛。次年更由栖雲介紹到廣東某寺當方丈，在那裡，他接觸到革命黨人，參與其機密工作，黃花岡之役失敗，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單，幸而漏網脫走，回到浙江，而栖雲則被捕入獄，直到廣東光復，纔被釋放。

     這時浙江有鐵岩法師者，與黨人來往極其密切，他認定建立共和國與振興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作，暗中以這種思想給與各寺的青年僧眾，互相勵勉，待機而動，適逢辛亥革命爆發，江浙各地紛起響應。鐵公遂拍賣廟產，以其所得，召集各寺僧中同志及有志護法的在家信徒，組織成浙江僧軍，推戴南京回來的僧師範學堂堂長諦閑法師任統領，準備進攻杭州。當時這支僧軍擁有五百餘人，二百餘槍，在紹興可謂首屈一指的革命武力。只是諦公老法師，未悉何故，不曾即時就職，統領事務暫由鐵公代理，正當要誓師出發，北上作戰時，江、浙各地均告光復，奉到

民國政府浙江都督的命令，僧軍暫駐紹興，維持治安。數月後。又奉到解散的命令。僧軍中人，也認為民國既建，佛教徒應該作的事很多，不可長久羈糜軍中，遂遵命解散。諦公東走寧波，鐵公則留紹興，整頓當地佛寺。

     上海光復時，玉皇法師適在，他聯絡了當地七個佛寺的比丘與沙彌，以及有志革命護教的居士，也組成一支上海僧軍，接受都督陳其美烈士的指揮，擔任實際作戰工作，對上海光復，頗有貢獻。這支僧軍。有七百餘人，槍械齊全，紀律嚴明，並於光復上海寶山等地後，參加光復南京之役。民國政府成立，他們始行解散。

     而外，在湖南長沙，曾有僧人救護隊出現，未幾即解散歸寺。陜西安光復時，也有不少僧眾與革命軍協同攻擊八旗兵。這些青年佛教徒，無分僧俗，俱有高度宗教徒修養，尤其充盈著中國知識份子優美的淡泊恬退的精神，當仁時絕不退讓，事成後長揖而退。清室宣告讓位，民國建立成功，僧軍一辭，永遠在社會中消逝了。就連宗仰法師，也告別他十數年生死與共的革命伙伴，重新回到佛寺中，元勳既沒他的份，先烈也沒有他的份，但他卻心安理得。

三

     此後，在民國政府成立之初，佛教徒展開了建立教會的組織工作，並曾引起激烈的諍論，及

互歐互詆。

     楊仁山居士逝世時，以刻經處交付湖南歐陽竟無居士。民國肇建，歐陽居士以為中國佛教必須有一組織堅強的教會，始能適應爾後的新局面，於是他以祇洹精舍的在家同學李政綱、邱晞等為中心，組織了一個「中國佛教會」，並晉見臨時大總統中山先生，要求承認與支持，國父很鄭重的接見他們，面允依法備案。兩天以後，又給他們一封親筆函，表示贊同他們的作為。於是他們便在南京設一個辦事處，又創辦一個月刊，由濮一乘主持，這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佛教組織。他們提出一種改革主張，竟謂當時僧眾在爭廟產，講應赴的傳統中，業已腐朽，不足應付共和國的新局面，今後佛教徒要不分僧俗，能者為上，為佛教開創新局面。接著他們用極激烈的口吻，指摘出家眾無知短見，破見破戒，因而引起諸山長老大肆攻擊。只是這幾位居士非常剛強，尤其是李政綱多才善辯，他在四方圍政之下，三日一會，五日一文，展開政擊，可以說是字字動聽，語語驚人，所指摘的，無不正中佛門積弊，所建議的也皆有高深的見地。可惜後來動了肝火，對人破口大罵，失卻社會的尊重與同情，其會中的同志也多有退出他去者，不久「中國佛教會」也就捲旗揠鼓自告解散了。

     李政綱居士引起的風波正在動盪不定中，楊仁山另一高弟太虛大師又開一新風潮。民國政府成立時，他正在普陀山佛教小學堂裡教書，得訊後，立即渡海西來，趕到南京，一方面與其同學

歐、李等展開筆戰，另方面與鐵口仁山，也是他的同學，籌組「中華佛教協進會」。他也到總統府晉見　 國父，獲得其當面贊許。於是在鎮江金山寺，召開成立大會，宣佈展開佛教革命，要在教理上擺脫帝王們給佛教塗抹上的神奇鬼怪的外衣，注重人間佛教，建立人間淨土；在教制上擺脫依附行政系統，打倒子孫廟，成立統一的教會；在教產上要消滅私佔私有的現象，集中起興辦教育與社會慈善事業。這些主張今日看來，都是順理成章，平淡無奇的，但在當日卻被認為是駭人聽聞的新異之論，因而成立大會開到中途，就引起一場鬥毆，大打出手，不了了之。事後，金山寺裡反對者，把虛大師的師父八指頭陀搬了出來，到金山寺把虛公申斥一頓，帶往南京去了。「中華佛教協進會」遂於焉告終。

     另外，還有謝無量在揚州成立的「佛教大同會」。無量居士是四川青城人，天資卓嶷，幼有才名，後來遊學日本，參與同盟會，與太炎、宗仰、孑民等俱有深厚的友誼，也有甚大的蹩扭。他非但對佛法有高深的研究，對道教也有廣泛的涉獵，口能講，筆能寫。開國時，供職臨時政府，不知何故，跑到揚州創辦了一個大同會，以折衷、並容為號召，似乎是想以當時那種佛神不分的信仰為基礎，加以組織，成為中國的統一宗教，和後來的同善社一樣。他很有限度的參加了當時祇洹精舍出身的青年們的爭辯。又很技巧的保持著超然中立的態度。一時有些名士巨紳之流頗器重他，他的大同會也頗有聲色。

     這時，局勢雖然紊亂，卻有一個顯著的中心傾向，就是佛教要變，要新，要開創一個空前未有的時代。但是紊亂卻葬送了求變的努力。正當此時，蘇南浙北的諸山長老把詩名滿宇內的八指頭陀寄禪法師給搬了出來，號召各地僧教育會聯合起來，組織「中華佛教總會」。全國各寺聞訊之下，紛派代表前來參加，並出動有力人士勸說歐陽竟無、謝無量等取消獨立，解散組織，尊重總會的籌組工作。於是當寄公在留雲寺開會的時候，歐謝等人均致函擁護，宣佈原有的組織解散。不管「中華佛教總會」的基礎如何，在開國時期，佛教徒總算建立了一個超然獨立的教會。這是流血、流汗、流唾沫得到的成果。

四

     開國時期，佛教徒在護國衛道的目標下，自動的發揚大乘精神。從事救度工作，創下光輝的紀錄與豐美的成就，當時參予其事的人物均已凋謝或寂滅，但他們開創出來的道路，依然陳亘在我們前面，他們表現的精神，一直活躍在我們心中。現在我們面臨著一種比當時更為嚴重的厄難，中國佛教兩千年的基業，已竟蕩然無存，爾後我們如何延續法運慧命，確乎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我們有沒有當年開國時的那些大德的眼光、胸襟、學力、抱負，我們能不能像他們那樣轟轟烈烈奮鬥一場，每一個佛教徒，都有自省一番的必要。護國衛教雙重責任，永遠在我們這一代肩

上，無法擺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