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錄

今日臺灣的佛教

約瑟 M. 北川

     一九二七年，已故的佛學泰斗徹爾巴茨基（Th. Stcherbatsty）曾這樣說：「雖然在歐洲，自開始了關於佛教的科學性的研究以來已有一百年歷史，可是我們對於佛教的宗教與哲學最根本意義的理解，迄仍在暗中摸索。」（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ana，頁一）從那時以來發生了許多事情，諸多亞洲、歐洲以及北美卓越的佛教學者們出版了許多論文和書籍，演繹註釋了佛教教理的教義；另一方面，有許多居士們也從佛陀的教訓，發現了對於二十世紀的人民與國家有妥恰的指導原理。同樣重要的是有種種不同科學素養的學者們，例如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哲學、語言學、圖像學等等方面的專家，亦開始熱誠地研究佛教多方面的形態。雖然有這樣多方面的研究，卻未必能意味着佛教的宗教與哲學的深秘難解領域，已經完全被澄清解決。那不過意指著：今日，我們站在此半世紀前更優的地位，來開發佛教諸方面的更正確理解而已。

     在晚近，宗教史學的課門（Allegemeine Religions Wissenschaft 通常亦被理解為比較宗教學，或宗教現象

學）亦抱了重新的興趣與真誠的努力來研究佛教。此課門所攻讀研究的，乃是在人類史上所出現的一切宗教現象，以及構成人類宗教史上的一切宗教。因此，宗教史學的本來性質並無需特別辨明任何一個特殊宗教比別的諸宗教更有優越性，或者妥當性，其任務乃是預備一種更廣大的眼光、視界和比較法上的洞察，使之能夠分別研究特定的諸宗教。舉例來說，許多宗教史家對於佛教研究特有興趣，專心探究佛教的起源及其發展，佛教本身以及其發展上與印度和其他亞洲諸國家的文化、社會所接觸的相互關係。有的則研究佛教團體（僧伽 Samgha）心理上的機構因素，以及其對於世俗世界的反應態度。又有的對於社會學上的分析別有偏好，致力要澄清佛教運動的社會肯景和機構，來確定社會學上此運動妥當的涵意和結果。還有別的則作了比較研究，關於僧院施設、儀禮、象徵以及僧侶與在家信徒的指導者制度等等諸方面，佛教究竟與其他宗教團體有何差異相同等問題。

     有些宗教史學者要親身從事調查世界許多地方的宗教現況。作者亦於一九六一－六二年間，亙六個月之久，曾從事調查中國佛教現今的進展，拜訪在臺灣、香港、東南亞各地中國佛教的領袖們以及學者們。我們的訪問臺灣是一個很有收穫的經驗，這些都應該感謝中華民國佛教會、美國在中國教育基金會、亞洲基金會、許多政府官員、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們、幾所大學，尤其是臺北臺灣大學的學士們，在此因篇幅所限，只能摘要記述所得印象，至於在自由中國之佛教複雜

的形態，實難能在此短帙中詳細、系統地敘述殆盡。

     到臺灣遊歷的人必然感覺到：這小小的島嶼乃是亞洲諸文化的一個珍貴寶庫。臺島的所謂「高山同胞」，其民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尼西亞，雖然他們未曾發展利用文字以記錄其文化，却亦憑依神說口傳的方式，保留下他們的宗教與文化的本質。由於自十七世紀開始的來自中國的移民，這些不善墾殖的前住民便慢慢地移入高山地帶居住。現今，他們努力要與華人社會同化，並且已有許多人接受了基督教，其他亦有接納佛教的。關於十七世紀荷蘭與西班牙的割據，我們現在只能看到在安平的熱蘭遮砲堡、在臺南的赤崁樓、在淡水的多明俄砲堡等等的舊跡而已。無論如何，他們的遺物，明確表示着臺灣島嶼在東南亞地理上的重要位置。給臺灣留下更大影響的就是鄭成功，西歐人稱他為「國姓爺」（Koxinga），他出生日本，其父是中國人，母則是日本人。他於一六六一年擊退荷蘭人在臺灣的統治，乃創始大批的移民活動；成群的中國人自中國的南部海岸轉往到臺灣。這些移民，叫他們本身為「臺灣人」，自他們各自的祖籍故鄉，一同帶來佛教、儒教、道教以及地方民間禮儀，和種種的迷信陋習。在一八九五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由此開始了日本五十年的統治，移入了不同的影響，其中也包括日本的佛教方式，影響了臺灣在來的佛教徒生活。在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然而當大陸淪陷以後，中國國民政府隨即遷居臺灣。和政府的遷移一同來臺的差不多有二百萬軍民，他們大部分都講「國語」。必然的，他們在今日

臺灣的政治、社會、文化方面從事領導性的職務。

     臺灣的重要性，從我們的立場來說，乃是在於將來對遠東的文化、宗教生活必有莫大的貢獻。我們當謹慎；當我們說到臺灣的時候，切勿把它和任何一個在臺灣島歷史上所生存的文化層或者種族團體混為一談。臺灣已經達到一種由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以及不同種族背景合成的具有獨特性的調和。我們採訪到高山族的村舍，發現男女老幼都一方面堅守保留着他們祖傳的文化，同時另一方面，力圖找出新生活的途徑於二十世紀的世界。臺灣人則經營着一種綜合由南中國所帶來的古來傳統和日本的影響，以及最近由大陸移入的「國語文化」的複合性文化生活。由大陸來的新居住者，帶來了中國文化的中心傳統，以及從外國所學習的學術、科學、技術，並且想要如何與早時的島民居住者同生共存。

     從宗教方面說，臺灣保留着一切由最古代以及最新的信仰系統的型態。我們受惠於中央研究院和國立臺灣大學的學者們辛勤的研究工作，關於臺灣高山族宗教的學術發展，是使史前時代關閉的人類宗教生活得到開啟的一個重要關鍵。臺灣人的宗教慣例使我們能夠洞察到中國南部的宗教遺產，它現今仍普行於東南亞以及其他世界各地的華僑的宗教生活。雖然我們的訪問是短暫的，但仍有機會謁見許多不同宗教的領袖們，只舉其中幾位最聞名的，有道教的張天師、西藏活佛、白聖法師（中華民國佛教會理事長）、黃彰輝博士（臺灣基督長老會神學院院長）、羅馬天主教于斌大主教

和回教的領袖白崇禧將軍。在此順便贅加一言：「中國諸宗教敦睦協會」在臺灣繼續其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此協會是在戰爭期間，由已故的太虛法師、于斌大主教、白崇禧將軍和衛理公會的陳監督於重慶共同創成的組織，其目的不是為了發展一種綜合宗教，而是為了尋求不同背景的純正宗教信徒間互相更明確的理解和更和善的協助。

     因為我們原訂的計劃是研究中國佛教，所以更多的時間都用在訪問臺灣各地的佛寺和佛教的領導者。不幸地，由於氣候惡劣，我們計劃到花蓮和澎湖的班機停飛，可是我們仍然北自淡水旅行到南部的高雄。如此的研究旅行所得的結果實在豐富，而且多彩多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有機會能夠使研究者本身體會到：不但是宗教教義或者儀式方面，就是全體的宗教生活，包含其色彩、聲調、美術、建築以及男女老幼的信徒們生活在其宗教氣氛中產生的表現。念任何一個佛教的書本都是重要的，可是人會得到不同的佛教體驗，例如：探訪在臺灣山鄉的小僧院或者女僧院，坐在寂靜的庭園裡，啜一杯苦茶，聆聽那晨鐘暮鼓與涼風交響的聲音的時候所得時體驗！誠然，直到我們回到美國後，仍有恒久的印象與記憶，牢記着：中國佛教種種的局面與事實是活潑的、有生命的，又充滿了實存上的矛盾。

     第一、我們深深被臺灣佛教徒的敬虔所感動。佛教和別的宗教不同，沒有安排固定的禮拜天的儀式。可是，寺廟裡常有善男信女，敬虔供獻牲禮和香料或者金銀的紙鉑，許多聞名的名勝，

例如臺北的龍山寺、木柵的指南宮、彰化八卦山的新大佛像等等，從遠地吸引了許多觀光客，因為到聞名的寺廟巡禮乃是中國人宗教敬虔中的一個重要的行事。許多群集到寺廟的信徒們好像不會分別他們崇拜的對象。他們敬奉佛教的神佛，也事奉道教的神像，並且許多到寺廟是為着「抽籤」或者祈求此世合時的平安和財利。無論如何，這些都推翻了許多西洋學者經常掛口的「中國人是非宗教性的百姓」之見解，至少，臺灣的百姓表現了極濃厚的宗教敬虔，雖然其中亦混合了迷信的信仰和陋習。中國佛教會領導者正在為此種宗教教訓問題表明關心，因此開了為平信徒們的講座，並且發刊了許多定期性雜誌，可是，古來的傳習仍然屹立。臺灣佛教的強弱優劣都繫於這些多數平信徒的非教義、非智識化的敬虔。

     臺灣佛教的第二特色，與第一有關，在於僧侶們對於嚴格的學術研究所表示的關心。無論是僧侶或者有學問的居士們都小心翼翼地遵守宗教的戒律，並且有了經典的實際智識。在日偽統治時代，有幾位臺灣的僧侶得鼓勵到日本的佛教大學進修。日本佛教團體的領袖們亦曾計劃將臺灣的寺廟，包含所謂「齋教」加入同化於日本佛教團體的組織裡面。其結果並不全部完美，雖然臺灣的僧侶得到了學問上的成就，交接納了日本的僧侶婚姻制度和拒絕傳統上的素食戒律。但由於在一九五二年，在臺島中國佛教會（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ROC）的再組織，對那種風氣曾嚴正駁斥，以期「潔清」與「改革」臺灣佛教的教義與儀禮。中國佛教會報

告：它現今擁有三萬四千個各人與約八五〇團體（地方寺廟和地方佛教會）為其會員。它與臺灣省佛教會密切合作，後者擁有二十個以上的地方分會。

     臺灣的佛教會組織從事於印刷中國版的大藏經，以及其他靈修上的書籍與多種的刊物，其中有的為了準備佛門課本，有的則關於社會服務或者教育事工的圖書。就中最為成功的似乎就是其定期性刊物－例如「海潮音」、「人生」、「菩提樹」、「臺灣佛教」與「佛教青年」等。雖然僧侶們與居士們都曾盡了最大的工夫，但或許為了某種原因，要建設佛教大學的事情迄未實現。當然在幾些比較重要的都市，已經有了幾個為了男女沙彌所設立的精舍或者佛學院。可是在這些施設所教授的教課仍然只止於初步性質。關於此方面，臺灣佛教有許多方面仍大可從在越南、泰國、緬甸與日本的佛教學院學習的地方。

     這種指摘並不是說在臺灣的中國佛教欠乏了佛學和佛學的研習。事實上，一般在臺灣的教育水準、學問程度足可凌駕亞洲的其他部分，只是佛教徒不好好地利用它就是了。在佛教徒中有一個傾向，不重視在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以及其他學院或者大學的學者們所發表關於歷史上、社會上或者哲學上的著作，除非這些學者恰好是佛教徒或者贊成佛教會現行的方策的學者，才對此注視。因此，批評性的學術著作，或者學術性的批評，在現今階段仍不易被採納。然而，在此一般的傾向當中亦有顯著例外。假如我們可以從大眾中只選出一位給我們最深刻印象的人。

那麼我們要指出印順法師。無疑地，必然有幾位與他同等胸襟的人士，可惜因我們失了機會不能親自謁見或者沒有機會與他們相識懇談。關於印順法師，我們通過他的著作，特別是「評熊十力的唯識論」（香港一九五〇）已經明白一些他的思想。當我們訪問他的時候，即時會感覺到在此有一位真正「敬虔」和「碩學」，並且已經達到「智慧」真諦的人士。他透徹的素朴性、謙卑與聖者的風度，使你會感覺到他是中國佛教最圓融至善的一位活活的典型。

     我們雖然承認，諸如印順法師以及與他一樣的佛教法師們，要在臺灣佛教的下層品級浸透其影響與感化，仍需相當時間。但事實上已經「一點孤帆，遙遠在望」，有了幾個有望的記號了。舉例來說，由中國佛教會所設立的國際文化教育獎學金基金會，已經吸引了許多優秀的青年們和種種大學的學生們的興趣，而開始真誠地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儒教、科學、藝術、工學、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現世的諸問題的關係。這許多男女青年們感覺到他們有使命在他們的俗工世界發揮佛教精神，同時也有一些人由此志願做僧侶。這些年輕的慕道者好像了解到無教義基礎的敬虔，雖然如何熱切，仍然容易變質退化為靈性上的自滿自足或者迷信的行動。另一方面他們亦察覺對於佛教只有知識上的追求乃是一樣危險的。所需要的恐怕是艱難的中庸之道，一方面保持佛教傳統上的獻身與敬虔，同時在另方面，則保持嚴正的學問和智性上的完整，因為只有遵守此種中庸之道才有達到徹悟宗教上的真理，就是傳統上佛教所稱為「智慧」之目標的希望。

     將來臺灣的中國佛教要變成怎樣，無人敢於預言。然而有一件事是明顯的，在臺灣的中國佛教徒，同時作為中國人、亦作為佛教徒，必須擔當繁重困難的責任。今日，當佛教的諸宗派想重新發現理解互相不同宗派的佛教真理時，在臺灣的中國佛教必須同共分擔，俾鞏固統合大乘佛教，亦即由中國分散到許多其他亞洲諸國家的種種傳統。同樣重要的事工是他們作為中國人亦需考慮準備，在將來中國反攻大陸再次統一的時候，能夠作為先鋒，將其文化上、靈性上的寶貝傳揚到其他的鄰國。今日中國佛教徒好像已認清此點將來的任務，然而請容許作為一位旁觀外客的我在此附加一個註釋；他們必須得到鼓勵，以盡其純正的歷史傳統，就是敬虔、學問和智慧。（邱明忠、龔書森譯自「法國與亞洲」〔France-Asia〕第一七四號〔一九六二年七、八月〕的抽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