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a 〈就業母親的焦慮：文化母職與社會變遷〉﹐《人本教育札記》119 (May, 1999.): 49-52。
從辦公室裡的混戰沖沖撤出﹐美嫻來不及好好品味今天企業案發表會上的成功表演﹐邊跑邊計畫晚餐的菜色。滴答、滴答、美嫻的高跟鞋死命地敲在人行道上﹐腦袋裡浮現著寶貝兒子背著書包﹐失望地枯坐樓下﹐沒人應門的窘況。今晚榮貴大概又會八點才下班吧？反正他早回來﹐也是累得動彈不得﹐不是翻翻報紙、吃飯﹐就是直接上床躺一會兒。他多久沒問孩子的功課了？可是兒子後天就要期中考了﹐不幫他複習一下功課不行。還有﹐家長連絡簿上說兒子學習不專心﹐該撥個電話給他的級任老師談談了﹐上次家長座談會根本沒辦法向公司請假。至於明早九點的會議論文﹐也許等明天早上兒子七點醒來前有時間準備一下吧？
每天下班時刻﹐街頭上滴答、滴答地跑著多少美嫻。在溫馨的飯桌燈光下﹐也有美嫻一次又一次的懷疑自己：「唉！好像所有的職業都和母職衝突﹐我累死了﹐乾脆辭職。算了算了﹐榮貴說得也對﹐真要我待在家裡當黃臉婆﹐我也未必當的來。何況向老公伸手要錢未必快活﹐而公公婆婆雖然不管家裡的收入﹐但是一定會算計因我損失的部份。上回兒子考試退步﹐老人家就當面指責我不盡責！其實我和榮貴不都一樣累﹐他倒是翹起二郎腿﹐家事、教兒子的功課﹐一律一天捕魚﹐三天曬網的！唉！女人真命苦！為甚麼女人要命苦如此喲！」
美嫻的處境﹐其實不是她個人的問題﹐而是反映傳統社會文化規範的母職。當然現在比較不會有人甘冒大不違﹐提倡女性要遵守三從四德﹐但是女性在從夫居、從父姓的家庭結構中仍然擔負傳統的性別角色是無庸置疑。現代女性雖然受教育和就業機會提高﹐但是一般社會價值仍然預期女性應該結婚、生子、主中饋和養育孩子。「盡職的母親」」不但在現代女性扮演的多元角色中砌立不搖﹐代表女性「完整的」社會人格；更經由各種社會化過程﹐將「母性天職」這樣的自我形象深深內化為女性自我要求的道德標準。反抗有形的制度容易﹐全面推翻自我定位難﹐因此產生種種的焦慮和愧疚。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父系社會定義的母職往往偏重女性的生育能力﹐特別是產生男嗣﹐繼承香火。通常新嫁娘一直要到生子﹐在家族中的地位才算明確﹐成為正式的一員（相對地優厚待遇、百無禁忌也會取消。）而且如果沒生男孩﹐將來便沒人可以祭祀﹐有成為孤魂餓鬼的危險。本省女性的喪禮儀式中更有一幕過污血池﹐由孝子喝光一碗紅糖水﹐代表他替自己逝世的母親喝盡月經和生產的污血﹐以便她潔淨地穿越枉死城。（沒有兒子的女人便得困在枉死城﹐永世不得超生。）原本女性本身的生育能力﹐就這樣透過喪禮、祭祀﹐儀式化的被轉化成父系香火賦予的承認。話句話說﹐女性最寶貴﹐男性無法取代的生育能力﹐如果不經婚姻、男性子嗣和家族祭祀就不被社會接受﹐文化意涵上不是合法的。
人類學家瑪格麗特．沃爾芙針對中國父系家庭制分析女性處境時提出「子宮家庭」一說。意即年輕母親在夫家中體驗到身為外人﹐無所依靠的感覺中﹐培養出和兒子相當親密的關係。因為兒子不只是她被夫家接納的重要關鍵﹐兒子也是她生活中最放心信賴和最親密的人。但是母子的親密關係﹐在媳婦進門之後立刻遭到挑戰。不但另外有人來分享兒子的親密關係﹐而且媳婦也可能「挑薄離間」慫恿兒子分家。本來兒子成家立業﹐一個家族產生不同的房系的時機自然降臨﹐但是身為外人的媳婦教容易被視為分裂的象徵和原因﹐加上情感上的衝突﹐婆媳問題於焉產生。在不友善的情況下﹐年輕母親同樣地將她的寄託放在兒子身上﹐又形成新一代的子宮家庭。
另外﹐上述合理化母職的父權價值﹐還包括「男主外、女主內」的勞力分工。但是男女認同母職上最大的不同之一﹐即是女性對生育的定義比較廣：除了生產還包括教育子女。雖然一般社會認為「子不教﹐父之過」﹐將子女教育的責任和成就多歸於父親﹐讓母親負擔啟蒙的角色。但是一旦子女不肖﹐母親往往首當其衝﹐被指責為溺愛子女﹐或是沒有提供子女溫暖合適的的家庭環境。
現代年輕母親由於小家庭制盛行﹐以及在家庭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婆媳問題得到較多紓解﹐可是隨著教育媽媽的問題也隨即出現。年輕母親全心投注於兒子的教育所要面對的不只是嫁入陌生家族中的疏離感﹐還有配偶由於工作長期缺席的父親角色。以日本為例﹐兒子從小受到相依為命的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以及無所不及的包容和體貼﹐無法向工作繁忙、長期在家庭生活中缺席的父親學習。（父親下班後滯留不歸﹐未必是生意興隆﹐而是一種以事業為重的男子氣概之表現。）在這樣完全受保護的母親羽翼中成長的兒子﹐在青少年期以後步入社會的過程中﹐可能因為適應困難﹐產生退縮、孤離、無法與人溝通﹐甚至反社會的問題。台灣現代社會急速工業化﹐但是家庭性別分工還如此僵化的情況之下﹐也逐漸在步入日本社會的後塵﹐出現許多教育媽媽和適應不良的青少年。在此我特別要提醒讀者﹐這不是年輕母親的問題﹐而是工商業社會剝奪男性發揮父職的嚴重後果。
當然工作的母親也不好受﹐職業和母職常常衝突﹐不能兩全。職場裡傳統的性別分工還是主流﹐不禁使得很多職業婦女疲於奔命﹐還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在考量維繫家庭生活的困難挑戰時﹐放棄生育。這種選擇雖然很理性（有時是逼不得以﹐耽誤了結婚和生育時間）﹐但是因為顯然和文化價值違背﹐對女性造成相當大的困擾。另外﹐雖然美國進行一連串的實驗顯示﹐職業婦女的子女在教育和社會化的表現上並不會比全職的家庭主婦的子女差﹐反而還可能因為母親擴大生活接觸的層面而表現更佳﹐但是現代台灣女性限於傳統母值的價值﹐往往十分自責。
人類學並沒有直接提供現代台灣女性解除母職的愧疚感之道﹐但是這些研究至少給我們一些啟示。首先﹐職業母親的愧疚感其實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與文化上的結構性問題﹐所以這些母親可以多體諒自己一下﹐對孩子的將來也不用充滿這麼多的焦慮。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工商業社會中﹐家庭制度在改變中﹐我們對傳統的父職與母職分工﹐也應該有所調適。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甚至可以從改變家庭中的男女性別分工作起﹐父親多分擔一些家事﹐多給孩子些時間。職場上衡量女性的家庭壓力﹐而非因此排擠女性員工﹐並且也給予男性照顧家庭生活的考量和彈性。文化上的自我觀念雖然可能根深蒂固﹐但是沒有健全的家庭生活﹐不論個人與社會都會被剝奪﹐都必須附上有形的、無形的代價。一個沒有反省力的社會﹐期待全靠女性對「母職天性」的愧疚感﹐並不能改變目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