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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1999.06，〈臺灣民間宗教的中國意識〉，《海內外臺灣人國是會議》: 9.1-9.12。臺北：臺灣教授協會、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

 

台灣民間宗教的中國意識

楊惠南

 

台灣民間宗教來自台灣歷史上的三大移民潮: (1)明鄭時期; (2)清代時期; (3)1949年國民政府時期。前二時期, 帶給台灣兩類神祗: (a)具有統治人民意義的「政教神祗」, 例如媽祖、關聖帝君等; (b)不具統治人民意義的「非政教神祗」, 又可細分為二: <a>保生大帝(泉州人信仰)、玄天上帝(漳州人信仰)等凝聚鄉親的「鄉土神」; <b>文昌帝君(文人信仰)、水仙(商人信仰)等「行業神」。其中, 以媽祖等政教神祗, 受到政治的滲透和利用最為嚴重, 所具「中國意識」也最明顯。

而第(3)時期引進台灣的, 則以「道德復振教派」為主; 主要有一貫道、天德教、天帝教、軒轅教、夏教、紅卍字會等。它們的共同特色是: 復興中華文化; 所具「中國意識」極為強烈。受到它們影響的台灣本土民間宗教—俗稱「鸞堂」的「儒宗神教」, 例如台北行天宮、台中聖賢堂等, 也因為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 明顯具有「中國意識」。

台灣民間宗教的「中國意識」, 根源於儒家的「大一統」思想; 不管是媽祖等傳統民間神祗的「進香」、「刈火」, 或是道德復振教派的「道統」說, 都是儒家「大一統」思想的「異形」。儒家「大一統」思想的在台流行, 乃是國民黨「一個中國」、「獨尊儒家」之教育政策的必然結果。只有打破這種教育政策, 情形才能獲得改善。

另外, 《監督寺廟條例》及其相關行政命令的頒布, 提供台灣意識薄弱的地方政客, 滲透、佔據台灣民間寺廟的機會, 這也是媽祖等台灣民間寺廟, 舉辦回歸中國湄洲「進香」、「刈火」等「尋根」活動的原因。訂定或修改相關法令, 以阻斷地方政客的滲透、佔據民間寺廟, 也是改善這一現象的必要措施。

關鍵詞: 中國意識 儒宗神教 媽祖 道統 刈香 刈火 道德復振教派 大一統 宗教直航 鸞堂

 

 

一、台灣民間宗教的類型

台灣民間宗教種類和教派繁雜, 但大體可以依照下面兩個原則, 加以分類:

(一)中國移民潮所移植過來的民間宗教:

台灣歷史上有三大移民潮: (1)明鄭時期; (2)清期時期; (3)1949年國民政府時期其中, 第(1)、(2)時期的移民, 又可細分為兩類移民:〈a〉政治性集體移民, 如鄭成功、施琅等文武官員的移民, 規模甚大;〈b〉經濟性移民, 民間自發行為, 規模較小。而第(3)時期的移民, 則完全屬於國民政府之政治性集體大移民

由於第(1)、(2)時期的移民, 又可細分為〈a〉、〈b〉兩種移民, 因此, 移植到台灣的神祗, 也可細分為兩類: 政教神祗和非政教神祗。[1]前者如媽祖、玄天上帝、關聖帝君、城隍、土地神等, 祂們大都負有保衛國家體制(清朝政府)的任務。而非政教神祗, 則有開漳聖王(漳州人信仰)、保生大帝(泉州人信仰)、三山國王(客家人信仰)、定光古佛(汀州人信仰)等鄉土神。祂們具有凝聚同鄉移民, 對抗外敵的功用。另外, 非政教神祗當中, 還有文昌帝君(官員學子信仰)、水仙(商人信仰)、藥王(中醫信仰)等, 祂們則是掌理各各行業的神祗。

在政教神祗和非政教神祗(鄉土神祗、行業神祗)當中, 前者受到較多的政治影響。清朝時期, 清廷利用媽祖等政教神祗, 統治台灣先民。1949年, 國民政府遷台後, 媽祖等政教神祗則為國民黨政客所滲透。這些受到利用和滲透的政教神祗, 因而顯現若隱若現的「統派」色彩和「中國意識」。

1949年的大移民潮中, 所移植入台的民間宗教, 則屬教派型(如一貫道、天德教、天帝教、紅卍字會等), 有一些甚至是這些移民(外省人), 在台灣新創的教派(如弘化院、軒轅教、中華大道等)。由於傳教者(外省人)和信徒身份[2]的特殊, 這些教派大體具有濃厚的「統派」色彩和「中國意識」。這些教派的特色是: 它們大都不是以所供奉的神祗為信仰中心[3], 而是以「道德復振」為訴求。

(二)神壇、陰廟與「道德復振教派」:

宗教人類學者—李亦園, 曾以「道德復振教派」, 來稱呼一貫道、天帝教、天德教等新興(新引入)的民間教派, 以便和家庭式的神壇或祭拜鬼魂的陰廟, 做一區隔。[4]後者的共同特色則是: 不具宗教上的「整合功能」(integrative function)或「認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 僅具「生存功能」(adaptive function)。[5]也就是說, 神壇和陰廟的主要功能, 是在解決個人家庭、婚姻、事業、兒女、賭博(大家樂、六合彩)等生活上的問題(生存功能), 不像明、清時期傳入的台灣神祗, 具有整合(團結)村民、鄉親、族群或社群的功能(整合功能), 也不像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 可以提供一套知性的宇宙人生觀, 做為信徒的生活指南(認知功能)。這些神壇和陰廟, 固然有讓台灣民間宗教, 逐漸走向功利主義的憂慮[6]; 但也正因為它們所要決解的, 只是個人的問題, 以致這些神壇和陰廟, 較少受到政治污染, 「統派」色彩和「中國意識」並不明顯。

為了反制神壇和陰廟的功利主義, 一貫道、天帝教、天德教、慈惠堂、恩主公廟(行天宮)等「道德復振教派」, 因應而興。就以台北行天宮為例, 每天舉辦六次到八次, 每次半小時的宣道, 內容包括政令宣導、闡揚五倫八德、勸導信眾愛國、盡孝道、守秩序、喚起公德心等, 並豎立告示牌, 推行國民生活須知。每年農曆三月一日至九日、九月一日至九日, 舉行春秋兩季祈安法會, 祈求國家元首政躬康泰, 國運昌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7]

以「道德復振」為訴求的台灣本土性民間宗教, 還有為數甚多的「鸞堂」。台灣以「扶鸞」或「扶乩」為主的「鸞堂」(日據時期稱為「降筆會」), 至遲到清朝光緒年間即已存在。[8]早期的鸞堂大都由仕紳、儒生所主持, 扶乩出來的「鸞書」或「善書」, 多以儒家倫理為主, 勸善的功能多, 民間宗教的色彩少。日據中期, 台北贊修宮楊明機(1899-1985), 夥同淡水三芝智成堂鸞生, 合編《儒門科範》, 正式採用「儒宗神教」一詞, 做為智成堂所傳教門的稱號。[9]1978年, 全台五百餘位鸞堂負責人, 齊聚日月潭開會, 決議成立「中華民國儒宗神教會」。[10]

楊明機曾和流行於中國華北、東北的民間教派—紅卍字會、道德學社有所接觸。[11]而紅卍字會和道德學社, 雖是民間宗教的教團, 但都帶有濃厚的儒家氣味; 酒井忠夫即這樣描述道德社:『道德學社的教義是以儒家為中心, 揉合佛、道、耶、回諸教的教義成一體系, 主張世界大同, 五教合一…。』[12]另外, 王見川也指出, 1952-1953年間, 楊明機也接觸到一貫道發一組的「前人」—韓雨霖和陳源珍, 成為一貫道的「道親」(信徒)。[13]一貫道也是一個以儒家倫理為中心的教派, 使得楊明機所開創的儒宗神教, 更增添一分儒家色彩。楊明機派下的台中聖賢堂, 曾刊行《聖賢真理》, 其中第二輯, 頁22, 即曾這樣說明「儒宗神教」的宗旨:『儒宗者, 即在宣揚孔孟仁義道德; 藉飛鸞闡教, 即是神教也。然飛鸞闡教之理不出孔門心法…。』[14]顯見其儒家的濃厚色彩。也許是受到這種影響吧! 台中豊原拱衡堂出版的《拱衡》雜誌, 即說:『鸞門以儒為宗, 以神設教, 秉持儒家思想而啟迪眾生…。』[15]

以上這些「道德復振教派」, 都以弘揚儒家哲學和倫理為職志, 並已粗具宗教的「整合功能」和「認知功能」, 有別於神壇和陰廟的僅具「生存功能」。也正因為這樣, 這些道德復振教派, 對台灣人民在政治態度和民族認同等與「整合」、「知性」有關的論題, 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不幸的是, 它們都含有濃厚的「統派」色彩和「中國意識」。

二、台灣民間宗教的「中國意識」

儘管台灣的民間宗教, 有這麼多不同的類型, 但在政治態度上, 幾乎都是某種意義的統派, 至少是認同中國意識的教派; 這是值得我們注意和憂心的。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一貫道: 一貫道(又稱「天道」)是一個1949年, 跟隨國民黨政府移植來台的教派。該教派雖聲稱儒、釋(佛)、道、耶(穌)、回等「五教合一」, 但實際上則偏向儒家的意識型態。蘇鳴東,《天道的辨正與真理》, 即說:『天道肯定上開儒家之道統說…。』[16]又說:

按, 天道所承襲之道統與 國父所承襲者, 實相一致。故天道極力擁護三民主義及中華民國之法統。何況, 天道認定從民國以後之白陽三期一萬零八百年, 儒家應運, 儒家思想終將弘揚於世。此說更與尊崇中華文化人士之見解相符。[17]

最近, 一貫道在「道親」(教徒)—長榮集團張榮發的大力推動之下, 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崇華大學」。一貫道總會總幹事—蕭家振表示, 校名「崇華」,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追本溯源取名「崇華大學」, 也有「重新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切期許』。[18]

以上說明可以證明, 一貫道確實是以繼承儒家道統為己任。也因為這樣, 一貫道雖在戒嚴時期, 被國民黨政府所迫害, 郤又甘心為其道統神話辯護。而在這種儒家的道統神話之下, 隱藏著的則是「中國意識」; 《一貫道總會會訊》第83期的封底, 印有三首詩句, 其中最後一首最後兩句是:『留寫青史春永在, 九洲稱頌耀先祖。』[19]詩句中的「九洲」(九州). 即指中國。

1949年後, 由外省人移植來台的民間教派, 還有夏教。[20]夏教是一個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民間教派, 但郤明顯地偏愛儒家。而在政治態度方面, 自然也充滿著大中國意識。例如,《夏教簡史》即說:

夏教, 就是原始中國教。夏字代表中國, 中原稱華夏…其道統傳至春秋時代, 周室衰弱, 天下大亂, 英雄並起, 各霸一方, 孔子老君相繼輩出, 分門別戶, 各創一教, 此時夏分三門, 政教分立, 夏教道統自此失傳。[21]

《中華大道》雜誌社及其衍伸出來的靈乩協會, 也是1949年後, 由外省人(鄧文儀)在台創立的新教派。該雜誌發行人—賴宗賢, 在〈六年回顧˙展望未來〉的短文中, 曾說:『吾人有感於中華五千年的道統文化, 融合了中華民族歷代祖先之心血結晶…應可…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天人合一文化」的世界和諧、共存共榮的真理。』[22]又說:

綜觀今後國運應是邁向所謂的「中華難生、中華生時行宇宙大道」的時候了。海峽兩岸同為中華而生, 兩岸同胞更期望早日和平統一, 而統一的基礎應先建立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道統文化」上。這應是中華民族歷代祖先在天靈界的盼望, 亦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23]

《中華大道》雜誌的創辦人—鄧文儀, 原為弘化院下的名譽院長。弘化院創立於1969年, 流行於中國來台的國大代表、退役將校、大專教授等移民集團當中。[24]倡儒、釋、道、耶、回五教合一, 並以扶鸞為傳教方法, 因此, 鄭志明將之歸為「儒宗神教」。[25]和其他儒宗神教不同的是, 它具有出人意外的濃厚反共教條, 可謂戒嚴時期「反攻大陸」政策下的宗教產物。該院認定孫中山和蔣介石, 死後都已昇天成神, 分別名為「後漢尊者」和「興漢尊者」。1976年4月14日, 蔣介石逝世週年, 該院曾扶出「興漢尊者」(蔣介石)的〈周年留言〉:

興漢尊者, 吾(蔣介石)在天上之尊號也; 周年留言者, 酬答諸子為吾作周年之祭耳! 現在可告慰諸子者, 吾在天上已將毛(澤東)酋之罪過訴諸上天矣! 爾等諸子, 在人間與大陸反共反毛同胞, 意志已同聲相應矣! 如此一來, 天人合一, 毛、江(江青?)諸酋之亡, 指日可待, 將來裏應外合, 一舉而收復大陸矣![26]

另外, 1970年雙十節, 也扶出「復漢尊者」(孫中山)的鸞文:『今日為光復我大漢故物之時, 我大漢民族…可云普天同慶矣。』[27]弘化院甚至以為, 金門古寧頭大捷, 乃關聖帝君顯靈幫助國軍擊退共軍的結果。事後, 於1978年, 關聖帝君即降鸞回憶說:『佑中華, 除共匪, 施法力, 保基地, 因緣熟, 收故土。憶往年, 顯靈驗, 救金門, 退匪兵, 廿年來, 得安靜。』[28]問題是, 兩蔣已經先後去世, 「反攻大陸」的「國策」早已束諸高閣, 弘化院所殘留下來的, 恐怕只有「大漢民族」、「中華」這類「統派」或「中國意識」的內容了!

軒轅教也是1949年後, 由外省人(立法委員王寒生)在台新創的教派。依據周用蘭的觀察, 『該教號召重建中國宗教思想, 提高民族精神, 奉黃帝之名, 以代宗教之名。』又說:『教義為道, 曰吾國道統源於黃帝, 儒、道、墨三家繼承黃帝, 故上宗軒轅黃帝, 下合儒道墨三位於一體。』[29]從引文可以看出軒轅教濃厚的「中國意識」。

以上這幾個教派, 都是1949年後, 來台外省人所移植或新創的教派, 其具有濃厚的「統派」色彩或「中國意識」, 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憂心的是一些受到外省教派影響的台灣本土教派, 特別是儒宗神教之下的鸞堂, 也染有「統派」色彩和「中國意識」。下面是幾個例子:

斗南贊天宮感化堂出版的《明道》雜誌, 列有五條〈本刊宗旨〉, 第一條是:『宣揚固有道德, 復興中華文化。』[30]台北護國九重宮忠孝堂出版的《緣修》雜誌, 也列出五條〈本刊宗旨〉, 第一條是:『弘揚中華文化。』[31]而豊原拱衡堂出版的《拱衡》雜誌, 則刊登一篇由「長眉尊者」(十八羅漢之一)所降下的鸞文—〈論述: 勤儉〉, 該文一開頭即說:『中華民族秉持勤儉持家致富, 流傳數千年, 立為塵世之一大美德。』[32]另外, 台灣刊行鸞書的大本營—台中聖賢堂, 所出版的《聖賢真理》第一輯第二則, 也說:『本教由來已久, 乃正宗中國之聖教, 設沙盤以桃枝為筆, 藉神靈揮鸞闡教, 題詩文以提醒人心, 守三綱五常, 遵四維八德…。』[33]而聖賢堂鸞生楊贊儒[34], 在他扶出的《天堂遊記》一書當中, 處處存有濃厚的「中國意識」。該書第3回—〈再遊南天玉闕聽聖帝訓〉, 即說:『我們全體同修致力於復興中華文化及固有道德…。』第12回—〈遊華宮聆聽東華帝君說法〉, 也說:『貴堂(指聖賢堂)普傳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即是東方之精神文化…。』第33回—〈遊忠義殿、孝子殿〉, 也說:『當遵示弘揚孝道, 提倡中國固有美德。』[35]另外, 1975年, 由聖賢堂分化出來的台中武廟明正堂, 曾出版《天道奧義》一書, 該書記錄「精忠岳武穆王」所降下的鸞文, 說明該書成立的緣由:『老母應運救劫, 再降懿旨於南天直轄武廟明正堂…執筆著作「天道奧義」無極天書一部, 喚醒迷蒙, 早登覺路, 勤修天道, 發揚民族精神, 喚起「黃帝魂」團結人心, 愛國救國。』[36]凡此種種, 都證明受到外省民間教派影響的儒宗神教, 確實有濃厚的「統派」色彩和「中國意識」。

事實上, 台灣民間宗教的「中國意識」, 不只表現在外省教派以及受其影響的本土教派, 同時也表現在一些新興的本土教派; 「關天師慈善基金會」的活動, 即為一例。

「關天師基金會」, 是由謝仁傑(1937- , 台南縣佳里鎮人)所創立。儘管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本土性新教派, 郤具有濃厚的國民黨式的「統派」色彩和「中國意識」。在陳杏枝教授的一篇研究報告裏, 曾經指出:『民國78年(謝仁傑)組團到中國大陸。關天師(指謝仁傑)認為黃帝老祖是他最重要的師父, 所以第一站到陝西黃帝陵謁祖, 去拜中華民族的始祖。』[37]陳教授還說:

關天師也很喜歡使用國旗在宗教活動中, 這多少也反應他的政治立場。關天師有一件正式的黃色法衣, 左胸前繡著一片秋海棠(原註: 中國大陸的版圖)上面插著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此圖案左右兩邊分別繡著, 實踐三民主義、促進世界大同…。又如拜斗…這裏有「國旗斗」, 專供警察學校或軍校來參加拜斗。[38]

另外, 一些歷史悠久、純粹本土的民間宗教廟宇的活動, 由於國民黨地方勢力的介入, 也同樣染有「中國意識」; 其中, 尤以天后宮最為顯著。

天后宮向來就有「刈香」(進香)的活動, 每年農曆三、四月間, 天后宮的媽祖, 就會到她原來「分香」的主廟「刈香」。兩蔣時期, 國共敵對, 兩岸隔絕, 台灣媽祖無法回到原來的主廟「刈香」, 僅在台灣各地天后宮互相「刈香」。兩岸和解後, 各地天后宮的媽祖, 紛紛回到原來的主廟「刈香」。而在回到中國主廟「刈香」的背後, 隱然含藏著濃厚的「中國意識」。

前文已經指出, 媽祖屬於「政教神祗」。既是「政教神祗」, 自然和統治者脫不了干係。媽祖信仰在台灣之所以如此興盛, 除了因為祂具有海神的神格, 可以保護先民的海上平安之外, 更重要的是: 媽祖乃施琅所刻意扶持的神祗。施琅是鄭成功屬下的一員叛將, 引清兵入台, 台灣因而成為清朝版圖。事後, 施琅聲稱受到澎湖天后宮媽祖助戰, 奏請清廷策封媽祖為「天后」。施琅並改其住所為天后宮, 即今台南大天后宮。其後清朝駐台各級官員, 在台灣各地大興天后宮, 媽祖成了清廷攻台的有功戰神, 也因此廣泛流行於台灣各地。[39]

由於媽祖信仰的廣大流行, 因此也往往成為政客的利用工具。台灣第一任民選省長選舉期間, 侯選人宋楚瑜的競選陣營, 即以媽祖如果會說話, 也會說:『我嘛是外省人。』為例, 刻意構作『台灣人民拜的是外省神, 因此台灣人民也是中國人, 不必分什麼省籍』的論證。[40]

今年(1999年)春, 一年一度的大甲鎮瀾宮媽祖[41]「遶境」活動, 如火如荼地展開。鎮瀾宮董事長, 也是台中縣議會議長—顏清標., 藉機提出「宗教直航」的口號, 並且受到一向主張「三通」的第二屆總統侯選人—許信良的呼應。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顏清標, 一向被視為反國民黨中央的「宋(楚瑜)系人馬」。當記者問到這位「宋系人馬」, 到底支持哪位總統侯選人時, 他總是推說:『我還要問問媽祖!』顯然, 被某些媒體稱為「台灣教宗」的顏清標, 企圖躲在媽祖背後陰暗的模糊地帶, 以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陳水扁也是一位受邀參加年初鎮瀾宮媽祖「遶境」盛會的第二屆總統侯選人, 他在鎮瀾宮信眾面前, 斬釘截鐵地說:『媽祖是台灣的守護神!』另外, 全程參與「苦行」遶境的許信良, 也為文直陳:『媽祖…已經成為台灣島國的守護神。』[42]筆者郤指出:『問題是, 史實並非如此。而大甲鎮瀾宮裏那批執意直航湄洲「割香」(刈香)的董監事, 骨子裏充斥的也是大中國情結。』[43]

早在1997年春, 當中國湄洲媽祖來到台南大天后宮「作客」, 因而引起許多議論時, 筆者即曾為文指出:

歷史上的媽祖信仰, 已經不是原初單純的臺灣先民守護神; 而是一再淪為攻打臺灣, 「統戰」臺灣的政治工具。而今, 據說是湄洲媽祖「本尊」的神像, 在中共國務院官員的護送下, 來臺「顯靈」了。歷史殷鑑, 昭昭在目, 不可不慎! 否則, 雖無「屠城」之「木馬」, 郤可能招來散渙民心的媽祖。[44]

最令筆者大惑不解的是, 環繞在大甲鎮瀾宮的「宗教直航」訴求, 竟然是在民進黨籍的台中縣長廖永來、副縣長劉世芳(以及顏清標)的主導下進行。[45]廖縣長如此欠缺宗教警覺性, 著實令人驚訝!

三、餘論

大部分學者, 都從宗教的社會功能面向, 憂心地指出: 台灣民間宗教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46]也有少數學者, 從宗教的政治功能面向, 強烈批判: 台灣民間宗教的「順民意識」,『阻滯政治民主化和社會公義』[47]。本文則試圖從台灣民間宗教的儒家性格入手, 說明它和「中國意識」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以往學者較不注意的地方。

儒家所重視的《公羊傳》(隱˙元), 曾說:『何言乎, 王正月, 大一統。』《注》則解釋說:『統者, 始也…夫王者始受命, 改制布政, 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 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 莫不一一繫正月, 故云政教之始。』而《疏》則說:『王者受命, 制正月以統天下, 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 故言大一統也。』另外, 同樣受到儒家重視的《禮記》(坊記), 也說:『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 家無二主, 尊無二上。』像這種連山川、草木、昆蟲都要掌控的「大一統」思想, 正是儒家的最佳寫照。

「大一統」的思想, 表現在政治上, 是獨裁、極權體制的維護; 有關這點, 已有許多學者指出, 不再贅言。[48]但是, 「大一統」的更深層意涵—思想上的「一統」論, 則往往表現在「定於一尊」, 以及由之「異形」而成的「道統」理論和「香火」崇拜。這是學界所忽略的論題。

台灣民間宗教強調「道統」, 是不爭的事實。那些受到儒家影響的教派, 幾乎沒有一個不談「道統」; 隸屬儒宗神教的台中武廟明正堂, 就曾扶出「無極老母」所降下的一篇鸞文—〈道統〉, 文中說:

無極老母曰: 天道即天理也, 天道欲傳於世, 上天乃先降生聖主軒轅黃帝。黃帝戰榆罔, 滅妖人蚩尤, 一統天下而創中國…黃帝傳位於聖孫顓頊, 並將道統傳於顓頊…道統一直傳於堯帝…周公傳於老子, 老子傳於孔子, 孔子傳於曾子, 曾子傳於子思, 子思傳於孟子, 孟子繼而一脈相傳, 迄今不絕。…所以, 中國固有文化, 係繼承天道之道統者也。[49]

「道統」論是「文化中國」的主要內容。「文化中國」的信仰者, 不必然是「政治中國」的擁護者。但是, 僅具宗教內涵的「道統」論, 很容易過渡到政治意義的「大一統」。「道統」論背後所預設的「文化中國」, 雖然沒有立即的危險, 足以發展為「政治中國」, 但就長遠的歷史來看, 確有這一可能。因此, 如何開發具有台灣獨特內容的文化, 顯然是有識之士, 所應關注的課題。

「道統」是「一統」論在宗教上的「異形」; 這是較易察覺, 也因而可以防犯的。但是, 「一統」論另一個更加深層而不易察覺、不易防犯的「異形」, 則是天后宮等民間廟宇的「刈香」儀式。

張珣曾經指出: 天后宮等台灣民間廟宇的「刈火」儀式, 『脫胎於中國家族(分家時)「拈香灰」、「分灶火」之原型』。也就是說, 「刈火」儀式『基本上是中國家族祭祀的擴散』,『香火原指祖先的香火, 擴散到宗教方面神明香火之乞求』。[50]儒家倫理中的「祖先崇拜」, 分家外出的兒子, 必須把祖宗的神靈(牌位、香灰、灶火), 「分香」到外出的家裏。基本上, 這和媽祖回到祖廟「進香」、「刈火」, 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51]

筆者則要進一步指出: 不管是家族「香火」, 或是民間廟宇的「刈香」, 兩者都是儒家「一統」論的「異形」。在「大一統」的要求之下, 連無情的山川、草木和昆蟲, 都必須「一統」在帝王的掌控之下了, 更何況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類家族和宗教神祗!

另外, 黃美英以為: 大甲鎮瀾宮的媽祖, 之所以熱衷到中國湄洲祖廟「刈香」, 乃是為了增強大甲媽祖的權威性以及伴隨而來的靈驗性。[52]而林美容, 一位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媽祖信仰研究者, 則是站在愛護台灣民間宗教的立場, 把回歸中國湄洲「刈香」的活動, 說成『為了當地廟宇香火的旺盛, 也就是為了地方的利益而舉辦』。[53]這一說法, 和黃美英的觀點, 沒有本質上的差異, 兩人都道出「刈香」背後的真正意圖。林美容還以為, 『二、三百年來黑水溝的阻隔, 異族的阻隔, 與鐵幕的阻隔…要激發參與進香信徒對原鄉移民路線的歷史潛意識, 也是不可能了』, 並因而論斷:『很多人喜歡將到大陸進香解釋成是到大陸尋根認祖…台灣人迄今未能建立主體意識』, 像這種「異議人士」的說法, 『是說不通的』。她認為, 媽祖的回歸中國「刈香」, 只是「與神偕遊」的旅遊活動而已。[54]在面對善於利用各種方式(包括宗教)統戰的中國共產黨, 林美容的樂觀想法, 著實令人捏一把冷汗! 媽祖等民間信仰的真正意涵, 固然建立在凝聚同庄、同姓、水利、自治等結合民眾的歷史真實[55], 但是, 媽祖回歸中國「刈香」的更深層內涵—儒家的「大一統」思想, 郤也不應漠視。

台灣民間宗教的「中國意識」, 顯然是國民黨「一個中國」、「獨尊儒家」之教育政策下的必然結果。然而, 天后宮等歷史悠久的傳統廟宇, 被一些台灣意識和本土自覺薄弱的政客所滲透、佔據, 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56]這些政客, 對於媽祖等民間宗教未必有真誠的信仰, 但郤能夠滲透、佔據傳統寺廟, 原因在於國民黨政府, 制訂了一套有利於他們滲透、佔據的法令。

1929年國民政府頒行《監督寺廟條例》, 不顧憲法所規定的「各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則[57], 只針對佛、道兩教的寺廟, 做了許多限制。國民政府遷台後, 又針對已經不合時宜的《監督寺廟條例》, 做了重重的解釋, 並據而頒布種種限制佛、道兩教的「行政命令」。例如, 佛、道兩教的寺廟, 必須設立「信徒大會」或「管理委員會」, 以管理寺廟財務和行政。[58]而在最近一、二十年間, 政府以各種優惠措施[59], 鼓勵宗教團體設置「財團法人」。大量的國民黨籍政客和地方上的黑道角頭, 因此得以假藉「信徒代表」之名, 滲入並進而佔據寺廟「管理委員會」或「財團法人」, 瓜分寺廟財產、主導寺廟活動。這是各地寺廟神職人員和「信徒(代表)」之間, 內鬥不息、紛爭不斷的原因[60]; 也是宗教活動染上政治色彩, 時以寺廟「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財團法人」董事長名義, 發表「宗教直航」等令人痛心的言論, 並主導媽祖等神明, 回歸中國「尋根」、「刈香」的原因。

有見於此, 台灣民間宗教如果要擺脫「中國意識」的陰影, 除了必須澈底破除「一個中國」的教育政策之外, 還應從宗教制度和宗教法規的改革入手。[61]而更重要的則是: 台灣民間宗教的信眾們, 應該體認台灣是你們唯一的祖國。不管你是屬於外省教派, 或是屬於本土教派, 虛幻的「中國意識」以及對於「道統」的盲目信仰, 終究只是自欺欺人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