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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2002，〈竹溪寺創建年代的再商榷〉，《臺灣文獻》，53.2：99-112。

 

竹溪寺創建年代的再商榷

楊惠南

 

摘要

竹溪寺的創建年代古來即有爭議。盧嘉興依據毛一波、盛成等人有關開台文人沈光文的研究成果，判定竹溪寺乃台灣第一座佛寺。盧嘉興的說法廣受學界和佛教界採用，幾已成為定論。然而，毛一波和盛成的研究，建立在沈光文的來台年代，及其詩作──〈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的創作地點和年代之上。本文在檢驗盧、毛、盛等三位學者的研究論據之後發現，不管是沈光文來台年代，或其詩作的創作地點和年代，乃至沈光文「逃禪」(出家)的地點、竹溪寺一名的來源等等看似已成定論的說法，都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而竹溪寺是否真為台灣第一座佛寺，也因而成了值得懷疑的問題。

 

關鍵詞：竹溪寺　　沈光文　　超峰寺　　小西天寺　　竹溪　　普陀幻住菴　法華寺　　彌陀寺

 

 

一、引言

竹溪寺的創建年代，一直是爭議的問題。最早的台灣《府志》、《縣志》，都沒有記錄創建因緣和年代。[1]但在《清一統志臺灣府》當中，說到「本朝(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建」[2]。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所出版的《臺灣名勝舊蹟誌》，也說：「竹溪寺，係清康熙二十三年起至二十八年間，臺灣府知府蔣毓英所建。」另外，連雅堂《臺灣通史(卷22)．宗教志》，則說：「康熙三十年建。」[3]

以上這些記錄，儘管出入極大，但都以為竹溪寺建於清朝康熙年間。然而，瞿海源在《重修臺灣省通志．住民志．宗教篇》，則有完全不同的說法：

竹溪寺，永曆十八年鄭經棄金、廈回臺，改東都為東寧，升天興、萬年二縣為二州，裁承天府。是時經知州倡建梵宮於南溪旁，顏曰「小西天」。此有沈光文詩為證，後因南溪改名竹溪，寺名亦隨之改竹溪寺。[4]

瞿海源的說法，乃依據盧嘉興《竹溪禪寺沿革志》，自然和盧嘉興的另一篇研究論文－〈臺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不謀而合。[5]盧嘉興的研究，廣泛為台灣佛教研究的學者所引用。例如：朱其麟《臺灣佛教名剎(後部)．台南市古剎竹溪寺》，即有完全同於盧嘉興的看法。[6]其次，闞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高雄大崗山派(六)．大崗山與沈光文(一)》，也完全採納盧文的結論。[7]而江燦騰《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臺灣新佛教運動的頓挫與轉型》，則批判地引用了盧文的觀點。[8]江文相關部分，還曾以〈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的源流和發展〉這一篇名，為釋開證主編的《大崗山法脈傳承史》所收錄。[9]足見盧嘉興的說法，有被台灣佛教界和學術界當做定說的傾向。因此有必要對盧嘉興的研究，做進一步的探討。

二、盧嘉興的主要論據

盧嘉興首先將龍湖巖、竹溪寺和彌陀寺，判定為三座最早創建的台灣佛寺。[10]緊接著，盧嘉興又判定龍湖巖創建於永曆28年(康熙13年，1674年)。他的理由是：在此之前，龍湖巖的創建人－陳永華，「來臺初期輔佐籌劃，國事忙碌，無法顧及(創建佛寺之事)」。因此，將龍湖巖排除在最早創建的台灣佛寺之外[11]；最早創建的台灣佛寺，只剩下竹溪和彌陀二寺。

其中，彌陀寺曾被視為比竹溪寺還要早創建；連雅堂《臺灣通史》即說：「東寧初建，制度漸完，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12]從「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一語，可以說明連雅堂以為彌陀寺是台灣第一座佛寺。

為了證明連雅堂的說法有誤，盧嘉興開始展開他冗長而縝密的論證。現將他的論證，分成下面幾個重點敘述，並提出筆者的一些質疑：

(一)沈光文〈(與州官)酬唱詩〉的創作年代問題

明末遺民－沈光文(1612-1688)，曾作有下面這首題為〈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下文簡稱〈酬唱詩〉)的詩作：

沿溪傍水便開山，我亦聞之擬往還。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閒？
書成短偈堪留寺，說到真虛欲點頭。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13]

盧嘉興以為，沈光文這首〈酬唱詩〉，作於永曆19年(康熙4年，1665年)以前。他的理由有三：

(1) 永曆17年(1663年)，沈光文作《臺灣賦》，賦中有「鄭錦(鄭經乳名)僭王」句[14]，得罪鄭經，幾罹不測，因而變服入山為僧。並作有〈普陀幻住庵〉詩作一首。盧嘉興還引了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一文[15]，證明普陀幻住庵即大崗山(舊)超峰寺。[16]〈普陀幻住庵〉的詩作如下：

磬聲飃出半林聞，中有茅菴隱白雲；幾樹秋聲虛檻度，數竿清影碧窗分。聞僧煮茗能留客，野鳥吟松獨遠群；此日已收塵世隔，逃禪學誦經文。[17]

而毛一波的論文則說：

按光文初從魯王，授太常博士，主宗廟禮儀及教授，實際不離王之左右。而魯王入海，光文理應隨之；雖次舟山，當無「逃禪」之理。過去臺南文化人士，均主此為光文逃避鄭經，而變服到所謂羅漢門中時作。所謂普陀幻住菴，即今岡山之超峰寺也。如以詩繫年，此作死與魯王時代之普陀無關。[18]

(2) 沈光文在永曆19年(1665年)「逃禪」(入山為僧)之後，一直到永曆37年(1683年)逝世為止，都不曾還俗。

(3) 〈酬唱詩〉末句－「(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證明這首〈酬唱詩〉作於「逃禪」前，亦即永曆19年前。

在這三點當中，(3)才是盧嘉興論證的重點，它由(1)、(2)推論而得。(1)與(2)旨在說明沈光文出家是在永曆19年(1665年)；而(3)，則是斷定沈光文的〈酬唱詩〉，作於出家之前，亦即永曆19年之前。

問題是：僅從〈酬唱詩〉末句－「(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就遽然推論到這首〈酬唱詩〉作於沈光文「逃禪」(永曆19年)之前，證據顯得極為薄弱。沈光文作此〈酬唱詩〉時的心情，固然有：「未來將」不再關心政事，「未來將」一心皈向於佛的「傾向」；但也可以理解為：「早已」不再關心政事，「早已」一心皈向於佛(入山為僧)的「事實」。因此，非要把這首〈酬唱詩〉的末(兩)句，理解為未來的傾向(未出家前)，而不能理解為既成的事實(已入山為僧)，顯然只是盧嘉興的猜測之詞。

其次，像(1)那樣，把〈普陀幻住菴〉一詩，視為沈光文逃入大崗山(羅漢門)出家之後的詩作，又把普陀幻住菴當成是後來的大崗山(舊)超峰寺，也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首先，盧文是依據毛一波的論文而做出這種結論；但毛文的理由只是：沈光文隨魯王旅次舟山時，官拜太常博士，主持宗廟禮儀及教授，不離魯王左右，正是政途當紅之時，「當無『逃禪』之理」。這種說法，仍然只是猜測之詞，不能做為真正的證據。換個角度來看，當紅的政途，在燈紅酒綠、冠蓋雲集的奢華生活當中，往往也是引發「逃禪」的因緣。

其次，沈光文的〈普陀幻住菴〉，是否作於永曆19年入山為僧之後？普陀幻住菴是否即為後來的大崗山舊超峰寺？這都是疑點重重的問題。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合著的《明鄭時期的台灣文學》，第一編、第二章、第二節，即說：「他(指沈光文)隨魯王朱以海退守浙江……後兵敗隱居普陀山，過與世隔絕的『逃禪』、『誦經』生活。」[19]而廖雪蘭(一瑾)《台灣詩史》，也說：「隆武元年，光文追隨魯王，其後魯王入海，光文逃至普陀山，有〈普陀幻住菴〉詩……。」[20]另外，陳漢光在註釋〈普陀幻住菴〉一詩時，也有底下的說明：

普陀，係指浙江普陀山而言；故此詩之成，應在隆武元年(原註：順治二年乙酉公元一六四五年)魯王「畫江(原註：畫錢塘江而守)之役」後。其時魯王入海，光文可能逃到普陀山。[21]

陳漢光顯然也是認為：〈普陀幻住菴〉作於隆武元年(順治2年，1645年)，地點則是浙江的普陀山幻住菴；而不是盧嘉興或毛一波所說的：作於永曆19年(康熙4年，1665年)，地點是大崗山超峰寺。

事實上，浙江普陀山確實有一座名叫幻住菴的禪寺，它是元朝禪門臨濟宗楊岐派傳人－中峰明本禪師(1263-1323)所創建。明本禪師，還撰   有《幻住菴清規》一卷，刊行於世。[22]如此，〈普陀幻住菴〉一詩作於浙江普陀山上的幻住菴，時間為隆武元年左右，顯然更加可靠了。

另外，許多史料固然都說到沈光文在得罪鄭經之後，逃入羅漢門山中，出家為僧。例如，全祖望《鮚埼亭集(卷27)．沈太僕傳》，即說：

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有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諷，乃為愛憎所白，幾至不測。公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山旁有目(原註：按原文作曰)加溜灣者，番社也。[23]

然而，這些史料所提到的羅漢門，固然可以像毛一波、盧嘉興等人所說的那樣，是指現今高雄縣阿蓮鄉的大崗山；但也可以泛指現今包括新化、內門、阿蓮、阿公店、烏山頭、虎頭埤、岡山、旗山、美濃、六堆、萬巒、鳳山、屏東等廣大地區[24]，或是現今高雄縣內門鄉、旗山鎮一帶。[25]另外，從「山旁有目加溜灣番社」看來，沈光文變服為僧的地方不是大崗山舊超峰寺，則更為明顯。[26]目加溜灣即今台南縣善化鎮，離大崗山實有一長段距離。因此，在沒有任何文證的情形下，一定要把沈光文入山為僧的地方，說成現今的大崗山超峰寺，顯然並不妥當。

總之，把普陀幻住菴等同於後來的大崗山超峰寺，是沒有根據的揣測；把〈普陀幻住菴〉認定作於永曆19年之前，更是草率的推論；再加上「(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這一詩句，實在無法證明沈光文的這首〈酬唱詩〉，作於「逃禪」之前。因此，竹溪寺創建於永曆19年前的說法，也就值得商榷了。

(二)盛成〈沈光文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盧嘉興的文章，還引了一長段有關盛成的研究成果－〈沈光文研究〉，來證明竹溪寺是台灣最早創建的佛寺。盛文的主要論點有三：

(1) 沈光文〈酬唱詩〉中有「十年作客幾能閒」句。(詳前)沈氏永曆6年(順治9年，1652年)來台，至永曆15年(順治18年，1662年)，正好十年。因此，這首〈酬唱詩〉作於永曆15年(1662年)；竹溪寺也創建於此時。

(2) 盛文引《府志》說：竹溪寺相傳為鄭省英所創建。[27]鄭省英於永曆15年12月(1662年2月)，繼楊朝棟之後，擔任承天府尹。承天府中所設立的天興、萬年二州，分別由莊烈文和祝敬二人擔任州守，時間是永曆15年(1661年)5月。其中，天興州位於承天府北，萬年州則位於承天府南。

(3) 沈光文〈酬唱詩〉中的「南溪」，位於承天府南萬年州中，後來才改名竹溪。位於溪畔的新搆佛寺，也因而改名竹溪寺。

(4) 永曆15年12月(1662年1月)，萬年州守祝敬，與楊朝棟剋扣軍糧，為鄭成功所殺。沈光文風聞祝、楊將被殺，因而有「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之句。且「詩中多規勉之處」。

盛成的研究具有極大的說服力，特別是(1)中沈光文的詩句－「十年作客幾能閒」，與永曆15年的年代吻合。但仍有幾個盲點：

首先，沈詩中的「十年」，不必一定恰為十年，九年、十一、二年都有可能。

其次，沈光文來台的時間，向來就有多種不同的說法[28]：(1)連雅堂，《臺灣通史》，說是永曆3年(順治6年，1649年)；這是沈光文入台年代最早的說法。[29](2)有些學者[30]依全祖望《鮚埼亭集(卷27)．沈太僕傳》、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4)．赤嵌筆談(4)．沈光文傳》、周鍾瑄《諸羅縣志(卷9)．沈光文傳》、蔣毓英《臺灣府志(卷9)．人物．縉紳流寓．沈光文列傳》等古文獻的記載，以為沈光文來台的時間是永曆5年(順治8年，1651年)。(3)盛成、楊雲萍等學者，則依照他們的推算，以為沈光文來台的年代為永曆6年(順治9年，1952年)。[31](4)臺南縣文獻委員會則記載：沈光文入臺的年代為永曆14年(順治17年，1660年)。[32](5)最晚入臺的說法則是永歷16年(康熙元年，1662年)[33]；這一說法的依據則是沈光文所自撰的〈東吟社序〉[34]。

在這五種沈光文入臺時期的說法當中，永曆3年和永曆14年的兩種說法，是新近的說法，採信者也因而較少。永曆5年說，儘管有學者採信，但盛成郤以為這是沈光文住金門的時間，而非入台時間。而建立在〈東吟社序〉上的永曆16年說，盛成以為：〈東吟社序〉有許多後人[35]刪改之處，包括和沈光文來台時間有關的關鍵性文句。[36]盛成引〈乾隆論旨〉──「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若劉宗周、黃道周……以上諸人所言…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等句，然後下結論說：「〈東吟社序〉之『酌改』，或『略為節潤』，自屬無疑。」[37]在一一否定了各種說法之後，盛成的最後結論是：沈光文來台時間為永曆6年。[38]

盛成的結論受到學界極為廣泛的採信，大部分學者都援引盛成的永曆6年說。然而，這畢竟是有爭議的結論：方豪，〈荷據時代的寓賢沈光文〉，對盛成和楊雲萍的永曆6年說，即持保留、懷疑的態度[39]。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在討論沈光文十一首題為〈隩草〉的詩作時，雖判斷這十一首詩作可能作於金門[40]，但也曾以不確定的口吻說：「不過，(沈光文)自註作於戊戌，時為永曆十二年，如當時尚未入臺，則他真的就是壬寅(原註：永曆十六年)才入臺的了。」[41]而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在比對了各種早期的史料，以及他所影印而得的《斗南沈氏族譜》的新史料之後，肯定沈光文入台的年代為永曆5年，而非盛成所說的永曆6年。同樣地，朱馥生〈臺灣文獻鼻祖沈光文出生、入臺年月考〉，也檢討了五種沈光文入台年月的不同說法(包括盛成的永曆6年說)，然後下結論說：沈光文入臺年月為永曆5年仲冬。這些不同的研究成果，再再告訴我們：沈光文入台年代，至今仍是疑雲重重。

因此，在沒有確定沈光文來台的確切時間之前，沈光文〈酬唱詩〉──「十年作客幾能閒」一句當中的「十年」，是否真像盛成所說的那樣，恰為永曆5－15年，實有進一步商榷的餘地。

其次，「州守新搆僧舍於南溪」，盛文理解為鄭省英新搆竹溪寺於竹溪。[42]問題是，依盛文的研究，鄭省英當時任承天府尹，天興、萬年二州的州守另有其人。這顯然和「州守新搆僧舍」一句中的「州守」二字不合。其次，竹溪寺在承天府南，屬萬年州管轄。萬年州守於永曆15年5月上任，同年12月6日犯案被殺。短短五、六個月內，從構思、規劃，到動土、完工，顯然有違常理。另外，南溪是否就是竹溪？何時改名竹溪？為何改名竹溪？盛文僅從竹溪位於承天府南來論證，並未深入探討這一連串問題的答案，證據和論證過程都顯得極為薄弱。

至於從「人多往遊，余未及也」兩句，推論到沈光文早已耳聞祝、楊二人將被鄭成功殺害，因而迴避不去，以免無緣無故被牽連進去，則只是盛文的猜測之詞。而「詩中多規勉之處」，也只是仁智之見而已。

(三)竹溪寺原名小西天寺的問題

盧嘉興以為，竹溪寺原名小西天寺。由於南溪「於鄭氏降清以前已為騷客稱做竹溪」，因此，寺名也隨之改名為竹溪寺。為了證明這一說法的正確性，盧文引了鳳山縣第五任知縣──宋永清、范九池(即《重修臺灣府志》的編纂者－－范咸)、第二任臺灣府同知──齊體物等人所吟與小西天寺有關的詩作，來證明竹溪寺的原名是小西天寺。[43]盧文又引陳文達《臺灣縣志》、范咸《重修臺灣府志》等志書，來證明竹溪寺確實有一名為小西天寺的山門。

然而，盧文所引詩證和文獻，都必須重新檢討。首先，陳纂《縣志》和范纂《府志》，雖然都說到竹溪寺有一顏為小西天寺的山門；但寺院中設有顏為小西天寺山門的佛寺，不只竹溪寺。下面這首謝金鑾〔嘉慶12年(1807年)修《續修台灣縣志》〕所作〈臺灣竹枝詞〉，在其原註當中，即說到法華寺「額曰小西天寺」：

南郊東轉路丫叉，鈄日緣成到法華；暫得托身無上地，小西天外見曇花。(原註：法華寺額曰「小西天寺」。)[44]

另外，彌陀寺至今仍保有一塊古匾，上面也刻有「小西天」三字。[45]事實上，在佛門中，佛寺的山門往往和寺名不同。因此，顏有「小西天寺」並不必然即是竹溪寺。

也正因為小西天寺不必然是竹溪寺，盧文所引三首和小西天寺有關的詩作[46]，也因而未必是描寫竹溪寺的作品。特別是范九池的詩作，首句「西天小寺禮彌陀(原註：府治有小西天寺)」，明白說到府治裏的小西天寺供奉的是阿彌陀佛。但竹溪寺實際上供奉的是釋迦牟尼佛。[47]這首詩作，很有可能描寫保有「小西天」古匾的彌陀寺。

另外，盧嘉興一再論證竹溪寺原名小西天寺，後來因為南溪改名竹溪，因而寺名也隨著改名竹溪寺。盧文還說，南溪改名早在明鄭時期：「鄭氏降清以前已為騷客稱做竹溪」。然而，盧嘉興郤引蔣允焄[48]〈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說：竹溪在乾隆年間稱做蓬溪。又引《臺灣釆訪冊》「溪仔墘溪……過竹溪寺邊……注於臺台江」[49]，然後說：道光年間(1821-1850年)，竹溪叫做溪仔墘溪。又因流經鹽埕村落，而俗稱鹽埕溪，現在則稱日新溪。盧嘉興雖然詳細考證「竹溪」的沿革，郤不曾說明蓬溪或溪仔墘溪就是南溪，南溪就是竹溪。在沒有任何文獻證明的情形下，遽然斷言沈光文詩作中的南溪就是竹溪，就是蓬溪、溪仔墘溪或今日的日新溪，顯然太過草率。

即使南溪就是蓬溪、溪仔墘溪或竹溪，也無法證明沈光文〈酬唱詩〉中的「州守新搆僧舍於南溪」的僧舍，就是竹溪寺；因為，寺院當中有「小西天寺」山門，而又位於承天府南，靠近南溪或蓬溪的，除了竹溪寺之外，還有法華寺。乾隆28年(1763年)任臺灣府知府的蔣允焄，在他所撰寫的〈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當中，即說：「城南法華寺前十數武，有地沮洳，廣可數畝。左受蓬溪，接內山之流；右出大南門，逕新昌里，蜿蜒入海。」[50]足見沈光文所說的州守在南溪所新搆的僧舍，也有可能是法華寺。再加上法華寺、彌陀寺也有「小西天(寺)」的山門和古匾，更增加了這種可能性。

高拱乾《臺灣府志》，在撰寫夢蝶園主──李茂春時，曾有「搆一禪亭，名曰夢蝶處……尋卒，因葬於臺」的句子。(詳前文。)「尋」字有迅速、隨即的意思。李茂春死後，夢蝶園雖有「僧人鳩眾易以瓦……改名法華寺」的記載[51]，但在李茂春「尋卒」之後，為了方便做為佛寺，州守和僧人合作，在夢蝶園中增搆新的僧舍，也未嘗沒有可能。

三、結語

基於以上三點理由，盧嘉興(以及毛一波、盛成)所謂「竹溪寺是台灣第一座佛寺」的研究結論，未必能夠成立。連帶著，沈光文入山為僧的地方，也未必是現今大崗山舊超峰寺。而沈氏詩作〈普陀幻住菴〉中所說的普陀幻住菴，則肯定不是大崗山舊超峰寺，而是浙江普陀山的幻住菴；該詩亦非作於永曆19年(1665年)，而是隆武元年(1645年)。至於小西天寺只是竹溪寺山門的名字，並非竹溪寺專有。同時，也沒有任何文獻可以證明：南溪就是竹溪。

＊本文乃作者所申請之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整合型計劃－「臺灣佛教的歷史與思想—明鄭至日據時期(以上總計劃名稱)－明鄭時期的『名士佛教』與『三教同源』思想之研究(子計劃名稱)」成果報告的一部分。在此謹向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致謝。

參考書目：

一、原始文獻：

1.《清一統志臺灣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2.王必昌《重修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3.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4.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5.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6.高拱乾《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7.陳文達《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8.連雅堂《臺灣通史》。

9.蔣允焄〈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收錄於：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7)•藝文(2)•記賦•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0.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1.劉壁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2.鄧傳安《蠡測彙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3.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4.瞿海源《重修臺灣省通志(第１冊．卷3)．住民志．宗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二、專書：

1.     朱其麟主編《臺灣佛教名剎》，台北縣：華宇出版社，1988。

2.     江燦騰《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臺灣新佛教運動的頓挫與轉型》，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3.     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台北：南天書局，2001。

4.     依伊能嘉矩《臺灣舊地名辭書》，東京：富山房，明治42。

5.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6.     陳漢光《臺灣詩錄》，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再版)。

7.     廖雪蘭(一瑾)《台灣詩史》，台北：武陵出版社，1989。

8.     闞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

9.     釋開證主編《大崗山法脈傳承史》，高雄：宏法寺，2000。

10. 龔顯宗主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

三、期刊及專書論文：

1.     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原刊於：《臺灣文獻》9卷3期，1958年9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80-188。

2.     方豪〈荷據時代的寓賢沈光文〉；原收錄於：《臺灣早期史綱》，台北：文學書局，1994，頁190-194；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76-180。

3.     石萬壽〈沈光文事蹟新探〉；刊於：《臺灣風物》43卷2期，1993年6月，頁15-36。

4.     吳進喜〈羅漢門地區的開發與中心移轉〉；收錄於：顏尚文、李若文主編《南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民雄：國立中正大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承辦，頁517-556。

5.     盛成〈臺灣賦(盛成註)〉；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台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64-175。

6.     盛成〈東吟社序(盛成註)〉；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138-150。

7.     盛成〈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原刊於：《臺灣文獻》12卷2期，1961年9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414-416。

8.     盛成〈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乙巳年．永曆19年(1665康熙4年)．54歲〉；原刊於：《臺灣文獻》12卷4期，1961年12月；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366-367。

9.     楊雲萍〈臺灣的寓賢沈光文〉；原收錄於：沈友梅《沈光文斯菴先生專輯》，頁164-168；另收錄於：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頁484-487。

10. 劉枝萬〈清代臺灣之佛教寺廟〉；原刊於：《臺北文獻》4-6期，1963年9-12月；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11. 盧嘉興〈臺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原刊於：《古今談》9期，1965年11月，頁32-37；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頁233-254。

12. 盧嘉興〈臺南古剎彌陀寺〉；原刊於：《古今談》29期，1967年7月，頁255；另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頁255-267。

四、學位論文：

1.陳丹馨《臺灣光復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台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